【國際瞭望台】迷信貿易戰是好東西 特朗普恐被美國優先衝昏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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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早前宣布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徵收高額關稅,似乎直衝全球最大產鋼國的中國而來。又恰逢中共政治局委員劉鶴缺席三中全會訪美,許多評論認為:中美貿易戰似乎勢必爆發。但翻查美國貿易署去年第三季度的材料:由中國進口的鋼鐵微乎其微,大部分進口來源於美國盟友。可見,特朗普想做的並非「針對中國」,而是表演一場「捍衛美國」的政治騷,即使面對歐、日等盟友亦不留情面。然而,美國是否真能如特朗普所想,輕易贏得這場貿易戰,實在令人懷疑。

3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援引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提交的貿易與國家安全報告,認定進口鋼鐵和鋁製品威脅國家安全,簽署命令對鋼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高額關稅。決定月初公布時,投資者擔心潛在貿易戰風險,引發美股大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420點,跌幅達1.68%。同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發文:「貿易戰是個好東西,美國將贏得輕而易舉」。

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選擇推行全面稅收政策,而非針對特定國家。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4日接受訪問時表示:「總統無意豁免任何國家,只要有一個國家被豁免,他床邊的電話便會被蜂擁而至的各國元首打爆。」儘管考慮到同墨西哥、加拿大和澳洲正進行的談判,白宮計劃為這些國家設立寬限期。但仍然意味着,同早前許多人預計美國將和中國展開貿易戰不同,特朗普選擇向萬邦開戰。

萊特希澤(左)與納瓦羅是華府今日在貿易問題上的大腦。(路透社)

  特朗普緣何此時動手

事實上,針對鋼鐵和鋁製品的關稅措施並非突如其來。早在去年4月,特朗普便援引《貿易擴張法》中232條款,要求商務部調查進口鋼鋁材是否威脅國家安全。此次增加關稅,正是對調查報告的回應。

另一方面,「保護美國鋼鐵產業」亦是特朗普競選時的主要政綱。2016年總統大選時,特朗普取下賓夕法尼亞州,並奪得20張選舉人票,靠的便是匹茲堡等「鐵鏽區」選票。正依賴於賓夕法尼亞這樣選舉人票眾多的搖擺州,特朗普才能以少於希拉里的總票數贏得總統之位。根據蓋洛普今年年初的民調,特朗普在這些區域的滿意度相比就職時下降了7%,更逼迫特朗普兌現選舉承諾。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5日的一條twitter帖文:「因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我們和加拿大與墨西哥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鋼鐵和鋁製品的關稅,唯有在新的NAFTA協定達成後才會被撤銷。」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7日亦搭腔:「徵收關稅是為了美國貿易更公平,美國無意打貿易戰,如今的主要任務是簽訂新的NAFTA協定。」字裏行間毫不避諱將貿易戰做談判籌碼。

加拿大經濟與美國緊緊相連,總理杜魯多為兩國貿易問題亦多次奔走。(路透社)

早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表示,北美自貿協定談判緩慢,很難在5月底前結束。緊接着的是墨西哥總統選舉,及美國中期選舉,相關談判不得不暫停以等待選舉結果。這一消息亦佐證,美國用貿易威脅以加快談判進度的企圖。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始於老布殊時代,由美加兩國雙邊自貿協定發展而來。協定幾乎消除了美、加、墨三國間的全部關稅,造就了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中,大部分貿易發生在美國同鄰國間。20年來,美國對墨西哥出口增長了470%,美加兩國貿易額亦增長兩倍有餘。當然,由於美國國內巨大的消費能力,以及墨西哥低廉的生產成本,貿易協定簽訂後,美國同鄰國間的貿易逆差擴大了數倍。

  特朗普的貿易邏輯

在那句「貿易戰是好東西」的經典twitter後,還跟着這麼一個例子「超簡單的:如果我們和一個國家有1,000億的貿易逆差,我們就和他們斷絕貿易,別再玩了」。在特朗普眼中,貿易逆差就像做生意時的虧損:1,000億逆差便意味1,000億付諸東流,賠本生意自然不必做。另一方面,特朗普看重的「不公平」似乎非貿易補貼、侵權等「出貓手段」,而只是逆差本身。

事實上,這種邏輯不是什麼新奇玩意,而是主導了國際貿易數百年之久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18世紀伊始的歐洲各國經歷工業革命的洗禮,生產力發展之下,國際貿易也頻繁起來。當時,各國都認為貿易是一種零和博弈:一方的盈利必然建立在另一方的虧損之上。

為了追求「貿易順差」,一系列保護措施應運而生:從一開始設立高額關稅,到逼迫殖民地不許和他國貿易;直到最後兵戎相見,摧毀他國貿易網絡,無所不用其極。重商主義的邏輯下,國家集聚金錢是富足的唯一方式,為此人民不得不為國庫的富足省吃儉用,亦無從接觸他國的廉價商品。

英國人在帝國年代的主導貿易思想就是重商主義,對貿易對手設下重重關稅。(視覺中國)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系統地駁斥了重商主義理論。在他看來:構成一國的財富不只是金錢,而是人們能夠消費的「生活一切必需品」。2017年,美國多獲得了710億美元的生活用品,而墨西哥則得到了710億美元的鈔票,雙方都無損失。

事實上,美國海外貿易的巨額逆差亦同美元全球貨幣地位互為因果。在上述的例子中:美國有大批財技,輕而易舉的印出710億美元鈔票;而對墨西哥而言,710億美元的貨物需要無數工人由辛勤勞動所締造。

另一方面,由於美元作為全球貨幣,不可避免有大量美元散布在美國境外,服務於其他國家間的貿易。在任意兩國之間,如果貿易逆差發生,本國貨幣將迅速貶值,從而導致商品競爭力上升以縮減逆差,形成反饋調節。但對於美金而言,這一規律卻不適用,無論美國遭受多大的逆差,美金都因其世界貨幣的作用而保持堅挺,失去調節功能。

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與美國的巨額逆差有關。(視覺中國)

再者說,貿易逆差亦同淨利潤有相當分別。以美、墨貿易為例,由於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科技差異,墨西哥向美國出產的工業零件,農產品及平價汽車等商品大多毛利率較低;而美國利用進口零件製造的精密儀器、高級汽車等毛利率通常較高,儘管美國對墨西哥的出口不及進口,但每一美元的出口都能換來更多利潤。特朗普口中的「不公平」根本無從談起。

  貿易戰勝率幾何

儘管如此,特朗普「貿易戰容易贏」的思路亦不難理解:墨西哥及加拿大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遠大於反向。2016年,加拿大對美出口佔該國出口總額76%,這一數據在墨西哥達到更為驚人的81%。反觀美國對加、墨兩國的出口僅佔其總出口比例的19%及16%。雖然當前特朗普豁免兩國,這波周折卻無於強調美國有大棒讓加墨作出「補償」。

正如前文所說。自從200多年前經濟學家意識到,重商主義損害國家經濟和人民生計以來,出口多少商品便不是國家經濟利益的全部。特朗普團隊或許沒有考慮到:作為發達國家中物價最為低廉的國家,貿易戰帶來的物價飛漲勢將損及美國消費者的利益。當美國市場缺少來自加拿大的廉價農產品,「美國製造」的汽車卻因來自墨西哥的零件缺貨而價格飛漲,一般民眾的生活質量勢必大受影響,因稅改而省下的荷包錢也將付諸東流。

加墨美三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特朗普新政下,有機會被撕毀。(路透社)

在自由主義盛行的美國,為了拖垮敵人而雙輸的政策從不討好。而相比於遠在異國的戰場;貿易戰給一般百姓的觀感更為直接。當下,美國失業率已跌至4.1%的十年最低點,創造更多職位已非迫切需求。即使真能像特朗普所說:復興工業並製造新的工作機會,也不能確保發生,更需要很長的時間。但貿易戰導致的通貨膨脹卻會即刻到來,且必然發生。

未待「境外勢力們」落實報復措施,共和黨內已炮聲隆隆。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賴恩(Paul Ryan)在記者會上表示對相關政策極端憂慮。眾議院107名共和黨議員周三(7日)亦聯署致函特朗普,反對新關稅政策,促請特朗普重新考慮決定,以免損害美國經濟,他們要求特朗普將貿易打擊的範圍限縮在中國等「有確實不公平行為」的國家。另一方面,共和黨內也醞釀中止《貿易促進授權(TPA)法》,將總統在貿易和關稅問題上的權力收回國會。

中國2017年對美出口的鋼鐵量,僅佔總額的1.4%,今次新政未有對中國造成威脅。(路透社)

  中國能置身事外嗎?

受制於美國2008年起開始向中國鋼鐵徵收反傾銷稅,中國2017年對美出口的鋼鐵量,僅佔總額的1.4%。在美國諸多進口國中,排名11位,同中國世界最大鋼鐵生產者的名號並不相稱。然而,儘管美國今次推出的貿易措施並未針對中國,亦對中國不構成威脅,卻不意味着中國能放鬆警惕。

2017年下半年開始,羅斯領銜的商務部和萊特希澤領導的國家貿易委員會共完成了三份調查:針對洗衣機和太陽能板的「201調查」,針對進口鋼鐵和鋁製品的國家安全「232調查」以及針對中國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的「301調查」。如今,前兩項調查的結果都已塵埃落定:特朗普總統在今年1月宣布對入口洗衣機徵收高額關稅,又在近日對鋼鐵動手。301調查似乎沒有輕輕放下的理由。

在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論中,誰製造了貿易逆差,誰就是要對付的敵人。2017年,美國盟友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合計為美國帶來890億美元逆差,而中國一國對美逆差便達到驚人的3,750億美元,佔美國貿易逆差總數的65%。有心人亦能從姆努欽的講話中聽出些許端倪:「目前我們着力解決NAFTA談判以及同中國間的貿易問題。」再加之白宮經濟顧問科恩(Gary Cohn)辭職,令對華強硬派著稱的納瓦羅獲得更多經濟議題的話語權。祭出對華強硬措施,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特朗普(中)對貿易戰的信心,或許是對美國國家安的最大威脅。(路透社)

然而,相較於同盟友間的紛爭,美國想要啃下中國這塊硬骨頭,並不容易。相比於加拿大和日本等國,中國具備大得多的內需市場。更早在上個世紀做出部署,將出口份額有意向東亞、歐盟和東盟地區轉移。

瑞士銀行早前預估,即使美國對所有中國商品加收15%關稅,也只會拉低中國GDP增長0.5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隨着特朗普同西方盟友開戰,奧巴馬時期美國領銜TPP孤立中國;或是連同歐盟及日本打擊中國鋼鐵業的劇本已不可能上演,中國將再次面對分裂的西方世界。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盧斯(Edward Luce)早前提到:進入21世紀後,西方曾給予中國三次戰略機會。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的失敗和伊拉克如今的亂象,使人們意識到歐美強大硬實力的局限性、乃至民主自由等軟實力的不足;而2008年的金融海嘯,揭穿了「西方中產階級正愈發富有」的假象,反觀中國得以平穩度過經濟危機,使其對西方「軟實力」形成挑戰;近來民粹主義席捲西方,盟友間紛爭持續,則是盧斯眼中正在持續的第三次西方給予中國的機會。至於如今特朗普的「放蕩不羈」,就更令類似盧斯的觀點在西方激起愈來愈多認同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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