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廣州】低端全球化下 人類學家看非裔的廣州

撰文:香港01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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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類學研究都有點像長期的調查報道,人類學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說。但大部分記者時間有限,只能短暫接觸報導人,讓他覺得十分可惜。然而這一次,他發現自己遇到了相似的困境:「許多出現在我書裏的人,我後來再也沒見過。」
撰文:金其琪

他說的是他去年出版的新書《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記者譯:《世界在廣州:南中國全球貿易之都的非洲人與其他外國人》),全書的重點是廣州的10,000至20,000非洲人。這本書的田野考察在2014年完成,三年多過去,當時訪談的許多在廣州經商的非洲商人,尤其是尼日利亞人,已經在幾年間被遣返回母國,或乾脆不知所終。

「當然,」他解釋道,「商人本就來來去去。」但這種情況和他在香港重慶大廈遇到的實在不同。

出生於美國的麥高登在1994年來港定居,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擔任系主任。12年前,他開始在香港尖沙咀的重慶大廈做田野調查,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讓他在人類學領域內外都名聲大噪。根據書中所錄,重慶大廈承載大量的跨國商人和逾期滯留者,比廣州更早,許多南亞裔商人早在二戰前就生活於此。

「我十年前在重慶大廈認識的好多人到現在都還在那,沒什麼變化。」麥高登說,「但廣州不是。」

人類學家麥高登於2011年及2017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左)及《世界在廣州:南中國全球貿易之都的非洲人與其他外國人》(右)。(網上圖片)

在全書最沉重的第五章「合法與非法」中,他寫道:「截至2015年12月,廣園西路60%的逾期滯留者都被抓了。」這解釋了他與這些報導人失去聯絡的真正原因:中國政府開始大規模抓捕與驅逐這些來自非洲的逾期滯留者。這些逾期滯留者大多數是來自尼日利亞的伊格博人,廣州的廣園西路是他們經營小本生意的主要地區。同屬一區的小北路,則聚集着人數較少的、來自中非和東非的商人。當然,不是所有在廣州生活的非洲商人都是逾期滯留者,麥高登說。

要還原一個這樣的生活圖景無疑是複雜的。在廣州,這些故事裏有流離的命運,至上的利益,虛假的婚姻,還有各式各樣的傲慢、偏見與夢想。他花了一本書的篇幅,嘗試以人類學的方式,講述一個被主流華人社會排斥在外的、非裔的廣州。

重慶大廈早就已經不是我寫它時的那個重慶大廈了。
人類學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
不論是寫廣州還是重慶大廈,麥高登的書都圍繞着「低端全球化」這一詞。(吳煒豪攝)

低端全球化:從重慶大廈到廣州

不論是寫廣州還是重慶大廈,麥高登的書寫都圍繞着一個詞: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與高端全球化相比,低端全球化才是全球七成人口置身其中的、更廣泛和貼地的全球化。研究重慶大廈時,低端全球化是他目睹的那些被運往非洲的廉價山寨手機。十年過去了,這種全球化的模式沒有變,但交易發生的地點,卻幾乎完全挪到了廣州。

「重慶大廈早就已經不是我寫它時的那個重慶大廈了。」麥高登說,「這也是我寫現在這本書的原因。因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從重慶大廈移到了廣州。」這是一個拿來做標題一定能吸引香港人眼球的論述。但麥高登說,不要驚訝,「若是熟讀重慶大廈那本書的人,就會注意到我在那本書的結尾已經提出,低端全球化正在逐漸移往中國。」

他仍與重慶大廈的商人們保持聯絡,有一段時間,會每周六去給大廈裏的難民上課。變化如他所料,重慶大廈大部分的手機外貿商都已經搬到廣州。可為什麼重慶大廈看起來境況還不錯?那是因為旅館和餐廳的生意還不錯,他說。

和跨國大企業相比,低端全球化涉及的金錢和交易訊息都比較少,幾個家庭成員,乃至於一個小商人就能處理。「違法或半違法、山寨、假貨、廉價、賄賂海關、偷稅漏稅、路邊攤、小販、發展中國家。」這是麥高登給出的低端全球化關鍵詞,也描繪出非洲商人們在外國進貨,然後走私商品回國,再在路邊和露天市集販賣給本國人的路徑。

不少非洲人到廣州做生意,因為那兒不僅是轉運中心,更直接是廉價商品的製造中心。(視覺中國)

而他在廣州看到的,則像是一個放大、鋪平、伸展了好多倍的重慶大廈,包含廣州市越秀區的小北路、環市中路、天秀大廈、廣園西路、珠江新城在內,組成一個新的低端全球化中心。

麥高登生活在香港,之所以注意到廣州,是因為他在重慶大廈認識的一些商人要去廣州做生意,他就跟着去了幾次。2013年開始,他工作日在沙田的中文大學上課,周末則幾乎全部在廣州的旅館度過。

和調查重慶大廈時的方法一樣,他住遍了廣州小北路附近各種價位的旅館,從天秀大廈裏不到200元人民幣一晚的房間,到珠江新城裏1,000元人民幣一晚的房間。搭訕的地點是酒店大堂、電梯,時間是早餐、晚餐時間。他也和兩個合作夥伴楊瑒、林丹一起,在小商店、餐廳、咖啡館、酒吧中尋找報導人。

他發現這裏生活着10,000至20,000非洲人。問商人們為何去廣州,得到的答案是:「很多重慶大廈的商品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那為什麼不直接去生產它們的地方呢?」和重慶大廈不同,廣州不僅是轉運中心,更直接是廉價商品的製造中心。

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商人來說,廣州是他們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進貨城市。
人類學家麥高登
在1990年代末,廣州就已經有一座尼日利亞教堂。(視覺中國)

「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商人來說,廣州是他們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進貨城市。」麥高登說。

有經驗的非洲商人告訴他,在1990年代和21世紀初,扮演這種角色的城市曾是印尼首都雅加達,以及泰國首都曼谷。現在它們已失去吸引力,因為品質上升,仿冒貨品減少,「曼谷製造」在非洲已經成了優質衣物的代名詞,不再是多數人買得起的貨物。

在雅加達和曼谷褪色的同一時期,非洲人正慢慢進入廣州。麥高登發現,在1990年代末,廣州就已經有一座尼日利亞教堂了,而他調查的一個重要地點天秀大廈,也在21世紀初就有了固定的外國社群。許多商人對他說,在那之前,要進入中國並不容易。但一旦大門敞開,聰明的生意人總是會湧向最少轉運成本的地方,直撲商品的生產源頭—工廠。

那麼香港呢?麥高登半開玩笑地說:「現在要進入香港倒可能變得困難了,因為香港愈來愈擔心難民問題。」

不過,他認識的那些從重慶大廈去廣州的非洲商人,大部分還是對他說更喜歡香港。「因為廣州用Gmail、Facebook都不方便,而且信息不流通。」不過他們都認同,「那邊才是世界的未來」。

想了解更多離鄉別井的非裔人士如何在廣州掙扎求存,請繼續閱讀【非洲人在廣州】系列文章:

金其琪
自由撰稿人。前端傳媒、《明報周刊》記者
想成為人類學家,步伐正邁向台灣

上文節錄自第10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3日),原題為《低端全球化 麥高登的非裔廣州》,現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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