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應提至70元 緩減貧富懸殊達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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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最低工資政策推出近七年,為勞工提供保障得到了初步的成果。但最低工資現時仍低於理想水平,要保障所有勞工享有基礎而有尊嚴的生活,《香港01》倡議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70元,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達到勞工僱主雙贏。

商界在談到勞工權益、最低工資議題時,往往高舉政府責任的大旗,但保障員工是僱主必須承擔的責任。而且香港大部分工會組織鬆散,欠缺集體談判權,勞方難以爭取合理工資。勞方(特別是基層工友)欠缺力量與商界討價還價,政府責無旁貸,必須主動適時改善最低工資,才能改變社會不公情況。透過政策規管,確保市民能負擔起在香港生活的基本使費,保證每個市民能活得有尊嚴,正是政府應該肩負的責任。設立合理的最低工資可迫使企業改善勞工待遇,補救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

重新分配資源 免勞工成犧牲品

不少先進國家已設最低工資,數據顯示最低工資有助收窄貧富差距,對經濟的影響不如反對者預期。事實上,最低工資只是以法律使「一次分配」更為公平正義,確保基層員工能真正按勞獲酬,它與經濟發展並無衝突。自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實施以來,本地的數據顯示,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不少低薪行業的整體失業率並未有大幅上升,部分行業更不升反跌。而且,員工被解僱或遣散的比率,也有減少趨勢,顯示最低工資實施後,並沒有更多員工被裁撤。最低工資對通脹的影響亦有限,2015年5月第二次調整最低工資至每小時32.5元後,一年間的平均基本消費物價通脹只為2.5%,屬合理水平。

大部分企業的營商環境主要受宏觀經濟影響,而非工資。以工資佔成本最重的零售業為例,其業務相當依賴內地旅客。自2014年內地旅客在港消費轉趨疲弱,零售業表現轉差。若將經營困難推卸到最低工資上,只是推諉他者。政府應思考如何開發內地旅客以外的消費客群治本。社會不應把勞工視為經濟周期波動的當然「犧牲品」,不斷剝削其應獲酬勞。

更重要是,最低工資能顯著改善低下階層勞工的收入,提高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1至2016年間,工資中位數升幅達37%,平均每年5.4%;其中第10個百分位的升幅尤為顯著,高達53%。此外,收入只有入息中位數約一半的低收入在職人士亦見減少,由2011年第二季的568,100人(15.7%),下降至2017年第三季的433,000人(12.3%)。由此可見,最低工資的確能增加低下階層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再者,提高最低工資可望提高基層工種的就業人數。從2010至2016年,女性和50歲及以上勞動人口均明顯增加,平均每年增長2.3%和5.4%,顯示最低工資提高後,令更多人願意重返勞工市場。同期工時中位數並沒有明顯變動,整體就業不足人口也從66,200人(11.9%)下降至43,700人(9.1%)。這顯示最低工資未有令僱主為了節省成本而刻意扣減工時。從這些數據可知,最低工資政策並非部分商界口中的洪水猛獸。不過,近年最低工資的檢討偏向保守,受惠人數愈來愈少,金額升幅只能勉強追上通脹,未能真正增加基層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分享經濟成果、縮窄貧富差距。在未來,政府應更大膽而有序地提高最低工資到不少於每小時70元,才能解民所憂。

 最低工資委員會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會參考整體經濟、勞工市場、社會共融及競爭力等四大方面組成的「一系列指標」。然而,現時從指標得出的最低工資過於保守,能夠直接受惠的勞工日益減少。2011年首推最低工資時,直接受惠的勞工達27萬人,但此後三次上調最低工資,惠及勞工銳減,去年5月將最低工資上調至34.5元時,僅惠及約九萬人。

推動整體薪酬水平 不只基層受惠

現實上,不少低下階層仍然無法獲得有尊嚴的生活。香港的生活成本不菲,根據2014至2015年的調查,公屋住戶的每戶開支中位數達11,700元。假設將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小時70元,每月的基本收入大約為11,000至15,000元(假設每周工時介乎36.5至50小時),其實只算是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

更重要的是,70元最低工資不單有助扶貧,還可以推高香港整體薪酬水平。基層勞工工資提升,自然會帶動低、中層勞工工資上升,產生廣泛的漣漪效應,最終影響的並非只限於薪金比最低工資低的勞工。2011年最低工資剛實施後,除了工資第10個百分位大幅增加17.7%,中位數以至第90個百分位的工資亦相對提高;此後亦有相同現象,可見最低工資政策對整體勞工亦有利。當然,馬上將最低工資提高至70元,會產生很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難以一蹴而就,故應循序漸進,並與其他措施配合,才能盡量減低其負面影響。

分段朝70元上調 促進經濟轉型

美國西雅圖近年分階段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值得香港參考。西雅圖市政府於2015年起,分階段地將最低工資由9.47美元增至15美元(約117港元),增幅高達58.4%,工資增幅會因應企業類型,以三至七年時間漸漸提高最低工資至目標。

就企業而言,勞力密集行業所受影響必然較大,尤其當中不少都是低薪行業。政府可以為它們提供特別的過渡性適應安排,例如在加薪過程中為這類中小企提供配套的稅務寬免,幫助它們過渡,以及將選定低薪行業與其他行業分開處理,安排較溫和的加薪時間表。

隨着社會與科技進步,產業轉型是自然趨勢;經濟愈發達的地區,勞工密集的工作應該愈少。不少低技術工作,如侍應、收銀員、洗衣店員等,都可以由自動化機械所取代,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地區已很普及。但香港在這方面卻裹足不前,其中一個原因是勞工薪酬太低,令企業欠缺改革意欲。

另一方面,低技術工作的消失,意味這些行業的人手需求減少。從成本角度考慮,科技成本只會不斷下降,而工資則不斷上升,一旦科技的成本明顯比工資低,僱主自然會轉用自動化科技。既然自動化不可避免,我們更應該未雨綢繆,盤算如何輔助這些低技術勞工轉型才是正途。政府一直強調要發展智慧城市,正好應撥款資助研究,或資助中小企購入自動化設備,幫助企業升級,減低依賴非技術勞工。

而且提高最低工資,刺激消費,可以預期將會出現更多不同職位。2017年第三季職位空缺有71,149個,其中專業人員與輔助專業人員的增長更為可觀,分別達34.7%與11%。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到教育範疇,延長免費教育至大專程度,大量增加大專學額,確保有志進修人士皆能接受大專教育,並多開辦不同類型的技術學校,提供傳統學校以外的出路。

最低工資曾經被認為是毒藥,受到不少經濟自由主義支持者及商家抗拒。但回首香港經驗,輕工業在戰後至1970年代間為香港的經濟支柱,這些工業都以勞力密集為主。到了19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工資遠比香港低,結果使大量輕工業遷往內地;但從結果而言,香港經濟並沒有因此而崩塌,終於成功轉型成為金融都市。只要有計劃地推行,每小時70元最低工資並非遙不可及,而且可以成為推動經濟轉型的新助力。

上文刊載於第10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16日)《推動70元最低工資 緩減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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