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創科雙城記 深港是下個全球科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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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歷史,深圳可說是改革開放最成功的經濟產物,廣東省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特殊的政經空間。從純樸小鎮到GDP(本地生產總值)總量可與香港匹敵的現代大都會,深圳的市場化程度和社會開放度在中國大城市中都數一數二。深圳速度依托於香港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店後廠時期的師徒關係演變至今,深圳模式成為改革開放的象徵。隨着國家佈局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中央希望港澳成為與國家發展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2018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任六年後二度考察廣東,親自主持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被視為對改革開放四十年有特殊含義。在參與港澳紀念活動中,習近平強調港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節點,讓我們回到深港雙城這個原點,看看在國家新的發展大局中,香港的位置在哪裏?一國兩制將成為香港發展的優勢還是束縛?

習近平在上任六年後二度考察廣東,親自主持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被視為對改革開放四十年有特殊含義。(資料圖片/新華社)

深圳幾乎是伴隨着改革開放誕生的城市。深圳綜合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回憶,那時候選擇深圳的人,都渴望改變自己,改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人們的夢想源自於對財富的渴望。郭萬達笑道,他還記得朋友一句玩笑話,「我的夢想就兩個,打的不看錶,買菜不砍價」「這個話是非常直白的,打的計價錶跳,你的心也跟着跳。」

若把時間調到當下,我們已經熟知40歲的改革開放以及38歲的深圳(深圳經濟特區於1980年8月成立)之於中國巨變的意義,GDP的增長、人口的膨脹、城市的擴張,無一不書寫着一張亮眼的經濟成績單。不可否認,深圳的發展離不開香港,對於深圳而言,香港就像老師一樣存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深港二者還是前店後廠關係,到2000年代深圳在互聯網風潮下乘風而起,如今深圳已經成為中國創科中心的代名詞,深港雙城從師生關係變為合作夥伴。

儘管鄧小平1992年南巡是深圳發展史重要的一筆,但當時能與香港相提並論的,還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發展為國際城市的上海。深圳真正的崛起,是從近十幾年開始的。

深圳幾乎是伴隨着改革開放誕生的城市。(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九二南巡 吸引全國才俊奔鵬城

郭萬達是在鄧小平南巡後來到深圳,帶着當時全中國許多青年一樣的對南方的嚮往。他讀書早,經濟學博士畢業後便留在天津南開大學工作,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是份安穩且前景可期的工作。九二南巡後,深圳成為熱潮,高校裏的人才坐立不安,郭萬達將當時的風潮形容為孔雀東南飛。

郭萬達認為應該重新認識香港成為國家創科中心的優勢。(余俊亮攝)

他回憶起十幾年前在倫敦參加過討論香港與上海的論壇,那時深圳還不是城市競爭舞台上的角色。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深圳的發展加快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十年,則是另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到了加入WTO以後,從2000年到2008年,就大概這麼一個八年到十年,深圳的民營企業、高科技企業這個時候是發展得很快。」在郭萬達看來,此前的前店後廠時期,則是一種利用關係,「因為深圳什麼都沒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興起,成本一上升,建起特區的深圳擁有更多便宜的土地和勞動力,吸引了數萬家港資企業轉移。然而進入九十年代,台灣、日本、韓國的計算機配件也在尋求低成本的生產空間,深圳的工廠就不再只是香港的工廠了。也因此,深圳奠定了自己的工業基礎。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深圳的發展加快了。(資料圖片/路透社)

在跨入市場化經濟門檻以來,民營企業一直是深圳引以為傲的資產。1987年成立的華為,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沒有引起人們太大關注,2000年後趕上互聯網浪潮,才有較為顯著的發展,成為電信巨頭。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近年來極力走進世界,卻頻發爭議,最新惹人關注的事件正是華為的「太子女」孟晚舟被美國指控金融欺詐,過境加拿大時被捕,而華為近年着力拓展的5G領域,也遭美國及其多個盟友以「國家安全」為名,抵制封殺。

儘管如此,以華為為代表的民企依舊是深圳的光環。郭萬達熟悉華為的發展史,他認為,這家民企代表着某種深圳精神,以及深圳成長的脈絡。如同這家企業並非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科技巨頭,深圳也有一個積累過程,「深圳走到今天,是建立在前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是一夜之間的變化,它有一個累計的過程,到了這個時候它的發展就更快了。」

華為近年着力拓展的5G領域,遭美國及其多個盟友以「國家安全」為由,抵制封殺。(資料圖片/路透社)

港深師徒關係變夥伴

「剛開始可能叫前店後廠,主要是香港來支持深圳。到後來深圳不光是店廠了,深圳也有服務業,還有高科技,這個時候跟香港之間是一個互補了。前面更多的是香港轉到這兒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2000年更多的是互補。到了移動互聯網,最近這十年呢,就不完全是互補了,其實你看深圳在某些方面它已經比香港還要強了。」深圳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學生,到在某些領域已經超越香港,幾乎是深圳學者們都會提到的。

深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佈局高新產業,這也成為了深圳速度的關鍵。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楊曉春教授於1995年來到深圳,入職深圳規劃設計院。初到深圳就碰上政府開始醞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她認為,雖然深圳在起步時幾乎沒有基礎,但政府有雄心,在空間和產業規劃上的設計十分大膽,「劃出十幾平方公里(用地),還有各種政策。這個決策使得我們在高新技術產業上,比香港早起了一步。」

儘管政府充滿雄心,但在旁人看來,未來的發展還是難以想像,「那個時候剛來,我們覺得挺好,但可行性有多大,其實不是很有信心。」楊曉春回憶道。頓了幾秒她又說,「是想不到(會發展成這樣)。但你不覺得深圳的發展,很多時候就是想不到嗎?深圳市有一幫年富力強的人在這裏,敢走一些別人不敢走的路。」

雖然深圳在起步時幾乎沒有基礎,但政府有雄心,在空間和產業規劃上的設計十分大膽。(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由於地緣和經濟關係,深圳已經開始思考如何與香港接軌,在往後的十年裏,深港關係的關鍵詞也在於「銜接」與「合作」,而不僅僅是前店後廠的關係。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簽署,以及深港兩地政府的《深港兩地政府合作備忘錄》及相關協議,意味着兩地合作的新階段。但由於在一國兩制下,兩地在行政和法律體系上都有截然不同的運作方式,有研究者對此提出疑問,《香港優勢》一書中提出,「一個先進的經濟體系和一個在發展中的經濟體系成為一體,統一的安排如何,歷史上罕有先例。」

此後,深港兩地在合作上的確有了更多聯繫。2004年左右,出現了「深港都市圈」、「深港創新圈」的說法。為了促進創新領域的合作,深圳及廣東省接連出台相關政策。2006年深圳政府出台《關於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旨在支持深圳企業採用委託研究和共同開發等形式,增加與香港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合作。2007年,深港政府簽訂《「深港創新圈」合作協議》。而在2006年的《深圳2030城市發展策略》中,則明確定位深圳是要與香港共同發展的國際都會。

儘管簽訂了不少協議,但兩地合作在2000年代初期還是流於表面。在深圳研究者的眼裏,當時香港還處於不冷不熱、並不積極的態度,這與十幾年前深圳還沒有真正能與香港或其他大城市匹敵的經濟實力有關。然而時至今日,GDP總量已經與香港不相上下的深圳,自覺能與曾經的老師平起平坐。

2003年CEPA的簽署及深港兩地政府的《深港兩地政府合作備忘錄》及相關協議,意味着兩地合作的新階段。(資料圖片/路透社)

新興產業成深圳增長火車頭

自2001年以來,深圳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佔外貿出口額比重呈上升趨勢,儘管在2008年有下降,但2001年的佔比為近30%,近十年則基本超過50%。與此同時,加工貿易在外貿出口總額的比重則不斷下降。分析深圳2016年的GDP構成,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文化創意、互聯網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與生物產業)增值9,183.6億人民幣,佔比超過40%,而四大未來產業(海洋產業、機器人產業、可穿戴設備與航空航天產業)增值則達到1,284億人民幣。

「深圳在發展的過程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產業體系,有了自己的可增長的動力,也有了一個全球的坐標,所以深圳的坐標體系已經是全球的這些城市了。」郭萬達以無人機企業大疆為例,這間深圳代表性民企的研究起源是在香港,但製造和創新則落地深圳,他認為今日提出讓香港和深圳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中心,應該是更高層次的合作,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如今應面向着「雙轉型」前進——香港與深圳的合作,再加上一、二個製造業城市,通過「金融+科技」雙轉型,由單一大城市向大都市群轉型。面對深圳科技產業的崛起,公眾一度認為香港在發展創科上幾乎沒有優勢,近年來內地甚至漸有唱衰香港的聲音,但郭萬達卻認為,應該重新認識香港成為國家創科中心的優勢,「深圳有人說,香港有什麼?香港沒什麼啊。(但其實他們)包括對香港的大學,很多人都沒認識。」

面對深圳科技產業的崛起,公眾一度認為香港在發展創科上幾乎沒有優勢。(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郭萬達指出香港的大學科研能力、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等,顯示出香港具有強勁的科研能力,加上自由貿易港、法治、單獨關稅區等優勢,均是讓香港可與深圳成為全球科技集群的有利條件。「前海你再怎麼發展,也不是一個離岸中心,始終是一個在岸中心,替代不了香港,這都是對香港的優勢的認識。」

根據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WIPO),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地區的排名僅次於日本「東京-橫濱」,為全球第二。郭萬達多次將香港-深圳與三藩市灣區對比,他認為香港和深圳就像三藩市和聖荷西(San Jose),前者是傳統上的金融中心,後者是創新和研發中心。

港宜主動參與大灣區規劃

深圳的研究者們強調兩座城市的關係是合作,而非「同城化」,後者牽涉了現在令大家都感到敏感的一國兩制的問題。深圳綜合發展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認為,大灣區不會對一國兩制形成實質性的改變,「我們更多講合作,講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張玉閣說,「你不要老擔心被規劃,你就保持香港的獨立性,但內地的規劃一旦實施,外在因素對你肯定會有影響。與其擔心、自我保護封閉起來,(更應)要主動使規劃朝對你有利的方向發展,能提出自己合理的訴求,這才是規劃。」

郭萬達認為香港和深圳就像三藩市和聖荷西。(資料圖片/GettyImages)

郭萬達則認為一國兩制反而是大灣區獨一無二的特點,「它是有難度。我仍然喜歡用比喻的方式,這兩個人很不一樣,性格也不一樣,可能家庭背景也不一樣。這兩個人想法,完全一樣可能就沒有吸引力,保持不一樣,大家還能相處得很好,這不就是藝術嗎?也是它的魅力。」

2018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提及多項便利港澳居民的措施,包括在內地創業就業、降低通訊漫遊費等。張玉閣對此解讀為,是中央看重港澳居民的表現,旨在促進民心回歸、讓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分享國家發展紅利。郭萬達亦表示,近年因為政治社會的問題,國家認同感變得更為重要。「今天看大灣區,是要港澳融入國家大局,國家在發展,成果分享和你很有關聯,你空間小,怎麼樣給你一個更大空間?」於是便利港澳居民,增加國家認同,緩解社會矛盾,成為大灣區建設中很重要的目標。事實上,2009年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就是要將包括港澳在內的大珠江三角洲打造為優質生活圈,那時候已經有生活城市群的概念,但這個階段牽頭的是廣東省、香港和澳門三地政府,進入大灣區時代,郭萬達強調這不是單純的珠三角規劃升級版,大灣區的重點在灣區。

「現在令大家憧憬的是怎麼做大灣區,怎麼打造建設一個像矽谷一樣的灣區。」郭萬達認為深港雙城的關係有這麼一個脈絡,Two Cities-Twin Cities-Metropolitan Citis,「以前不要去想,現在有這個基礎了,時間也不一樣了。」

上文刊載於第14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17日)《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深港是下個全球科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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