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三):主流政客忌談「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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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專營巴士司機日做十多小時,為跑數放棄休息;有保安員每周工作逾72小時;有前線醫護人員更接更,「捱義氣」超時工作;不少酒店業員工連續工作十多天,被迫「賣」掉例假工作;會計界每逢旺季通宵達旦工作更幾成定律……「捱得」成為各行各業的基本要求,「過勞」逐漸成為常態,背後是打工仔、執政者、政黨皆不能忽視的困局。

《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三之三

承接上文: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二):缺集體談判權 勞資難以對話

上文提及,勞資關係的不平等狀態,源於特區政府施政向商界傾斜。事實上,執政者一直沒有回應大眾的訴求。2017年,集體談判權被廢二十年,職工盟、工黨、街工、左翼21及多個工會發起絕食行動,李峻嶸是其中一名參與者。絕食30小時,爭取集體談判權未有掀起社會熱烈的討論,只換來勞工處的官腔回應:任何協商或談判需屬自願方可成功及有意義,立法強制僱主須與職工會集體談判,可能令勞資關係更對立及缺乏彈性。

每年五一勞動節,勞工團體亦會舉辦遊行,「爭取標準工時」、「恢復集體談判權」都是一貫的訴求,參與人數徘徊在2,000至3,000的關口,動員力低,政府亦只以重申立場的方式回應,更重要的是,漸漸地大部份港人亦深信「資本家大晒」。

職工盟於「集體談判權」法例被廢二十年時,曾發起絕食行動。(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李峻嶸直言,「從小到大我們理解的民主,只是政治的民主。經濟呢?老闆獨裁,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心想這個老闆不好,便找另一個有良心一點的老闆。」職場上的公義,在主流泛民的政治語言中不見得重視,令他十分氣憤,因為政府的施政取態無疑受社會氛圍所影響。

他不諱言,香港的政治文化只彰顯部份的公義,例如議員被褫奪議席、言論自由等等,而「職場上的公義」則只局限於欠薪,而不是人生有多少自主時間,「香港政治文化好古怪,如果純為自己的利益(發聲),(好像)便沒有這麼理直氣壯、沒有那麼公義。」

李峻嶸認為,主流泛民只關心政治的民主,並不重視職場上的公義。(龔嘉盛攝)

「港人會緊張《逃犯條例》修訂,因為這涉及中港關係、港人身份認同,這些狹義政治的事,就是香港大部份有行動力的人關心的事。(標準)工時是切實、關乎你每一天有幾多自主時間的東西,港人卻不傾向以集體的行動去解決。」

李峻嶸續解釋,「工人運動搞不起的原因,是港人對於左翼、工人、社會主義的標籤及論述,有比較天然的抗拒。」他坦言,港人基於對中國的認知,恐懼及敵視具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令涉及階級的議題被邊緣化,「香港的獨特性是和內地不一樣,若要主張一些節制資本(家)的政策時,(政黨)會不會覺得這些最重要?好多人覺得不會……這些議題不是最值得『砌』(爭取)。」

近200萬香港市民參加本月16日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無可否認,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香港並非主流社會認同的價值觀,甚至如李峻嶸所指被「抗拒」,但台灣著名作家、政論家楊照《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一書,就奉勸社會莫忘馬克思。他指出,過去百多年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實際作用,不是體現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反而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地區,因為資本主義吸納了馬克思主義的提醒及警告,做出不少修正,才演變成今天的面貌,令勞動者擁有屬於自己的基本權益。

眼見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執政者一而再高舉「維護自由市場及經濟發展」的旗幟,對勞工的訴求視而不見,體制內的空間匱乏,體制外的爭取力量亦不強,李峻嶸只好以「等運到」形容爭取勞工權益的路:「要如何掀起打工仔的意識,其實是好漫長、好難做到的。現在只能是累積(民意),(成功)很多時候視乎運氣及時機,可能某月香港不幸地有20人過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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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24日)《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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