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二】是物質主義,還是後物質主義?

撰文:陳澔琳 林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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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香港社會有許多框框——長大後工作、買樓、供樓、結婚、生仔……這是典型平淡的生活模式,不是說許多人很抗拒,但亦有人開始反思為何一定要跟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認為,有部份年輕人開始對生活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些傳統的人生成就,為何在今天的社會變了份量?

承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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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青年,是如何看待自身的物質需要?(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早年的香港奇蹟故事是這樣開始的—戰後國內大量人口南移,惟這些移民僅視香港為臨時居所,期望有朝一日重回故土;隨着香港經濟急速發展,移民歸屬感雖有所上升,但仍形成一種短視的、只為「家庭」而非「社會」拼搏的「功利家庭主義」。時至今日,力爭上游的「獅子山精神」是上一代引以自豪的記憶,但在當下卻變成年輕人無法掙脫的圍城。

上月中,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批評示威者破壞中產及自己的安穩生活:「我儲咗咁耐,而家點解你要來破壞我的收成期?」這也許是上一輩人的心底話,當中的潛台詞是什麼?「他收成了什麼?捱到終於收成……據我了解,他的收成是很物質的(層面)。」李立峯回應道。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批評示威者破壞自己的「收成期」。(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李立峯2016年的研究《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指出,在貧窮及物資匱乏年代長大的人,價值觀會傾向物質主義,強調經濟得益,追求經濟發展、控制通脹、社會秩序等物質目標;而在較安穩和富裕的年代長大的人,則傾向後物質主義,較強調民主發展、表達自由、環境保護、歷史保育等非物質目標,而隨着世代更替,社會也會傾向後物質價值。

以反修例浪潮為例,李立峯認為,大學生是運動中最為活躍的一群,但他們並非最弱勢,當中有不少年輕人亦非出身草根階層,這反證了抗爭成因並非個人生活資源匱乏所致。不過,他亦補充,處於後物質主義的青年也有基本物質需要,例如滿足基本衣食住行及建立安全感。

李立峯的研究還指出,在社會發展的問題上,最年輕的一群最傾向後物質價值,但同時,在個人生活上,他們又認為自己需要更多金錢,因為一些後物質需求或需要更高程度的物質基礎,如愛好攝影的人可能希望擁有先進的器材。他強調,後物質價值不是對物質價值進行批判,而是在物質需求被滿足後有更進一步的渴求,而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

李立峯研究提出,隨着世代更替,社會日漸傾向後物質價值。(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今天青年的基本生活條件與上幾代人相比,絕對比下有餘。那麼,社會層面的後物質追求與個人生活層面的物質追求如何並存?李立峯表示,這與青年人對社會的批判態度有關—如果青年假定社會經濟發展與個人經濟狀況有直接關係,當他感到個人物質生活困乏,便會寄望社會高速發展,以改善他的物質生活;但隨着對財富分配不滿的加劇,加上社會聚焦於制度缺憾的討論,當他們不再假定個人生活與經濟發展有必然關係時,其追求個人生活的優先順序便可能與社會層次的優先順序脫鈎。

李立峯曾邀請年輕人以財務策劃為題進行訪談,要求他們因應不同背景分配收入予衣食住行等開支範疇,結果每組都出現「旅行」這個項目—這正正反映世代之別,「起碼意識上他們覺得是必需品,但以前香港人不是這樣。」他分析,儘管該結果或涉及經濟及全球旅遊業發展的轉變,但曾幾何時「旅行」絕非必然,甚至是奢侈品,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實在難以讓上一輩有餘暇追求這種個人享樂。他續指,這些成長經歷塑造了今天的上一輩,因此很難批評他們的想法,但可惜的是,「他們的經驗與現在年輕人的經驗沒有辦法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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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青年之苦,苦從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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