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過成功」的公民教育 港青的追求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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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修例浪潮中,特首林鄭月娥的確進退失據,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也跌至歷史新低,這又會否促使全民「懷念以前的香港」呢?趙永佳不以為然,因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6月17至20日進行的民調顯示,不同世代的看法各異。

承接上文:
香港青年對英殖時期的「懷念」從何而來?

對現時不滿所創造的懷舊憧憬

「這是對現狀的反彈—我覺得現在不好,所以去想像、建構以前是什麼樣子。殖民(時期)有比現在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覺得八、九十年代很好,說那是我們的黃金時期,但為什麼我經歷過反而不會這樣想?你看現在50歲的人會覺得現在很不好嗎?我覺得不會啊。這其實都是一種想像。」趙永佳說,他們這代人親身見證過各種面向的香港和中國,感受自然和沒經歷過的年輕人有所不同。

「香港是不是愈來愈不好?我也覺得是。但是不是殖民時代更好,現在比較不好?這我說不出口,我知道不是這樣子。」自言看過中國最差一面的趙永佳,認為他所看到的是香港經歷各種改變的事實,而不是年輕人口中那「從前更為美好」的想像。

趙永佳認為,上一代與年輕人的經歷不同,自然也會有不同感受。(資料圖片/鄧倩瑩攝)

「主要是港英時期香港人對政府的期望也不高,沒人會要求直選港督。但現在不一樣了,《基本法》訂明立法會和特首都由普選產生,年輕人覺得他應該要當家做主,對政府要求的期望自然跟以前不一樣了。」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指出,在經過了社會環境的變遷後,世代間所追求的價值及訴求自然有所差異,也間接塑造了年輕人以為港英時期更加民主、自由、開放的形象。

「其實不一定是港英時期比較自由,而是以前根本沒人去講這些事,大家對政府的要求就是改善生活、穩定沒有動亂,香港人就很滿意了。但現在的年輕人期望的是社會能更公平一些,應該是一個有民主、有公義的社會,政府不應該像以前那樣偏幫有錢人,做什麼事都以資本家的利益為主,但現在的政府還是跟這些權貴混在一起。」

周永新表示,現在的年輕人追求的是更公平、更公義的社會,政府卻仍與權貴站在一起。(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公民意識攀升
港青的追求大相徑庭


九十年代後的香港是繁榮了,但當上一代享受着那些經濟騰飛後的果實時,留給年輕人面對的,卻是一個產業單一、階級固化、貧富差距擴大、難以安居的香港,也難怪那個貌似最自由、民主的年代,會成為大家追求公平正義的想像。

對於不同世代間價值追求的轉變,趙永佳也深有同感。

「現在年輕人的追求不一樣了,他們是香港的主人,想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我們這一代,或是現在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哪會想這些?就只會想着考試、踢波、追女孩,你不會去參與公眾事務、不會想像現在犧牲那麼大,在我們那時候真的想像不了。」趙永佳表示,殖民時期不太重視公民教育,國共分裂下大家也沒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在一切事務都被政府去政治化的氛圍下,僅有少數精英熱衷討論公共事務。

劉兆佳曾提出「功利家庭主義」描述以前香港人不熱衷於公共事務的心態。(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太過成功」的通識教育

「董建華前陣子不是說通識教育很失敗嗎?從他的角度看肯定是失敗的,因為他要求通識做愛國教育,那種很正向、但不是active的公民教育。就是你參與就好,但不要太積極。什麼叫不要太積極?就是要認識並熱愛你的國家,接受現在的鳥籠民主。」

趙永佳說,回歸後香港才開始大力行公民教育,而第一批接受相關課程的正好是現在30歲左右的年輕人;當初由於官方認為香港人心尚未回歸,故決定推出提升國家認同的教育,建制派自然極力贊成,泛民派則批評是洗腦,沒想到結果完全背離原意—學生修讀通識課,發現政治體制的缺陷、看到社會政策的不公、發現課本上所說「大國崛起」、「欣欣向榮」的中國,和他們看到爆發毒奶粉的中國完全是兩個模樣。

內地爆發毒奶粉事件後,不少民眾前來香港掃購奶粉,讓許多香港市民深感其擾。(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現實是矛盾的,矛盾是尖銳的,你要他去念,他就會發現事實不是這樣子。這就是歷史弔詭的地方,通識課修訂過程我都參與其中,結果真的很荒謬、很好笑。」趙永佳笑言,港府原本給予學生「增強公民意識」的「任務」,而學生們把這任務執行得太徹底了;他又自嘲以前不理政治宛如「港豬」,說不定反而是政府最希望培養的公民。

趙永佳也解釋,1990年後確實是香港最民主的時期,立法局的代表性漸漸提高,在這民主化的過程中選舉代替了社會運動,有事情大家會去找民意代表申訴,藉由制度內的方法解決問題。在較能體現政治權利的情況下,大型的社會抗爭自然相對減少。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早前提到,他任內推行的通識教育是造成現今年輕人問題的主因。(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周永新亦承認,九十年代的香港政治權利確實比現在更多一些,這或許是年輕人最在意的部份。但他也強調,那時的香港就已經是個不公平的社會,儘管當局提出了政制改革,港英政權仍極力保護自身利益不受損害。「譬如現在的太古廣場,1995年以前根本不用投標,政府直接給英國太古公司經營。還有英國的怡和公司,政府永遠為他們在立法局裏留一個議席,貧富差距也在那時候變得愈來愈高。英國表面上說什麼民主自由人權,事實上還是跟權貴靠在一起,這點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周永新表示,人的記憶都是選擇性的,覺得這個地方好的時候就會記得這些好的地方,反之亦然。在八、九十年代那個黃金時期,他有許多同輩覺得香港的環境不太好而選擇移民加拿大或澳洲,但他們生活了一陣子過後又覺得香港好像不錯。

周永新亦指出,太古等英國公司在港英時期佔盡了各種特權與優惠。 (讀者提供圖片)

他笑言人就是這樣,以前英國人統治你覺得香港不太好,現在由中國統治你就覺得英國也不錯。儘管如此,周永新也明白,年輕人顯然不是懷念或想被殖民統治,講「香港獨立」也不是真的搞「港獨」,而是藉此表達對現狀、對港府、對中共的不滿。

「因為中央確實收緊了很多,連帶影響到港府的態度。包括DQ、國歌法,我看現在有些公開場合,你要拿中華民國國旗揮舞可能也不太行,或許會被認為影響國家安全。但以前沒有這些限制。」他嘆道,香港人根本沒有「國家安全」的觀念,也沒有想過要「威脅」國家安全,但近年中央積極介入香港事務,難免激化年輕人覺得以前更好的想像。

周永新認為,在中央漸漸緊縮的情況下,在某些場合公開揮舞中華民國國旗可能也有疑慮。(相片由Uwants.com 香港懷舊文化版主 almok 提供)

怎樣幫年輕人追回「逝去的美好」?

問到如何能消解年輕人與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時,周永新苦笑了幾聲說道:「我看是沒什麼方法,這個問題不是做什麼事就可以解決的。年輕人要求的是公平、公義、人權、自由、民主,你滿足不了這些的時候問題很難解決。所以這幾天有人說應該開始討論選舉制度、政治改革的問題,因為這些是很根本的問題。」他直言,現在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年輕人根本看不起這個特首,因為她並非由普選產生。

7月1日抗爭者衝入立法會,並在議事廳內掛上港英旗幟時,有建制派痛批示威者此一舉動,無疑是「希望香港回到殖民時代去做次等公民」。平情而論。我們無法妄論那究竟代表了何種涵義,或許是基於對現狀的不滿,抑或單純如某些抗爭者所言:「我就是知道中共不喜歡看到它才刻意拿出來」。

每個人行為背後的動機都不盡相同,對於港英時期也有不同的認識,但若因此認為港青是「留戀」英國統治的自我作賤,無疑是以過度放大解讀的方式,迴避了特區政府與年輕人之間的深層次矛盾。

手持英國旗及港英旗,背後所訴諸的涵義與動機都不盡相同。(資料圖片/莊恭南攝)

或許如Kevin所言:「我知道英殖時期貪污問題嚴重、種族階級分明、有各種各樣不好的東西,但歷史、人類是不斷在變化,我們的價值、感覺也在不斷進步。港英時期不好的地方,我們知道以後不要再犯,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學習以前的良好經驗,把它放到現在的社會裏面,我們能從歷史中得到什麼改進的方向,作為繼續前進的養分?」當局的確有責任反思,究竟要怎樣才能提供年輕人一個更好的未來?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接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曾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

特區政府的行政首長和問責高官,又是否有肩膀與能力,讓「香港變了」不再是一句黯然傷神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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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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