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黑箱:日本之耻】日本MeToo第一人親筆道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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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版《黑箱:日本之耻》的封面上,黑色背景中的伊藤詩織顯得很冷靜,精緻的面容,端莊的五官,兩隻眼睛直視着讀者,似乎想把人看穿,抑或是想告訴讀者些什麼。「Black Box」兩個單詞像標籤一樣,覆蓋在她的臉上,彷彿多了一層迷霧。

可是,當讀完這本書時才明白,這層迷霧背後的困惑與反思。作為日本首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遭性侵的女性,伊藤詩織把自己被性侵後所經歷的一切寫下來。而這位自由記者控告的對象是另一位知名記者山口敬之。

撰文:梁辰

字裏行間,筆者無不感到冷靜背後的絕望、無助。從整個控告過程來看,站在詩織對立面的,不僅僅是權力高位的性侵者,有時是漏洞百出的機構體制,甚至是國家文化。且讓我們先了解事件經過。

難忘屈辱回憶

2015年4月的一天,伊藤詩織在疼痛中醒來,頭昏昏沉沉,卻發現自己被渾身赤裸的山口敬之壓着,她陷入驚恐: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天晚上,他們到壽司店聊簽證的事,但不知為何,壽司遲遲不上,喝了一點日本酒的詩織突然感覺身體特別難受,只記得自己去了洗手間,把頭伏在水箱上,人事不知。再次恢復意識就到了疼痛的那一幕。想趕快離開酒店的詩織,再次被山口拽倒,她拼命反抗,奈何力量懸殊,又一次被強暴了。「我漸漸變得無法呼吸。幾乎要窒息的一瞬間想到的是:『我要被殺掉了。』」

在中文版《黑箱:日本之耻》的封面上,伊藤詩織顯得很冷靜,「Black Box」兩個單詞像標籤一樣,覆蓋在她的臉上,彷彿多了一層迷霧。(資料圖片)

閱讀到這裏,筆者控制不住地從詩織的語言中想像當時的畫面,一股屈辱和恐懼也湧上腦海。最讓人氣憤的是,結束後,山口居然跟她說,「你合格了。」然而,這件事在山口那邊卻有完全不同的版本,後來在一檔政論節目上,山口公開討論,「她真的很敢喝啊」,他辯稱為雙方你情我願,但詩織事後反悔。

詩織在書中寫道:「在成為強姦受害者之前,我並不理解性犯罪究竟有多麼暴力。即使腦中以為自己知曉,實際上,對這種行為具有怎樣的破壞力,並沒什麼概念。有什麼東西,被激烈地毀壞了。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在別人眼裏看來,我或許沒什麼太大的改變。然而,我確確實實不再是昨日的我了。」

求職過程或者職場中遭遇性侵或性騷擾,並不止詩織。在2017年10月,荷里活金牌監製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事件後,數以百萬的人加入#MeToo行動。在此前並不是沒有性侵和性騷擾,而是強烈的屈辱感和社會現實環境讓受害者三緘其口。

荷里活金牌監製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事件後,數以百萬的人加入#MeToo行動。(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詩織曾經想過默默嚥下這口氣,因為一旦報警,要控告的人是位於權力高位的山口敬之,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家,在警察局有大量人脈,而詩織若想以後在日本新聞界繼續工作,則難上加難,雙方權力關係實在太過懸殊。山口在後續的聯繫中,從未為此事道過歉。

詩織案例的背後,是性別視角下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在性別角色中,社會鼓勵男性具有攻擊性,更加強勢,而女性則被規訓有依附性、軟弱。尤其曾經一度盛行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和社會性別建構下,男性所處地位總體上是高於女性的。也就是說,男性管理者佔比遠高於女性,自然擁有的資源也多於女性,有時一些機構要求女性管理者佔一定比例,但實際上選出來的也是符合男性價值觀的女性管理者。在各行各業中,男性佔據主導位置。而性侵和性騷擾通常是權力關係中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行為。詩織一方面有着屈辱感,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工作,陷入糾結。

山口敬之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相熟,被譽為安倍「御用記者」,可見其地位之高。(視頻截圖)

猶如二次強姦

回到住所,詩織第一件事是脫下衣服,把衣服扔進洗衣機清洗,「把這一天所經歷的痕迹,全部沖刷乾淨……有種想把自己身體脫下來丟掉的衝動。」詩織寫道。她去了最近的婦科診所,卻被告之沒有預約的情況下無法接受診療,極力懇求下才獲得一些事後避孕藥。她也嘗試過在網上找一家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非營利性機構,打電話過去,對方卻要求面談,否則無法提供任何資訊。

日本是一個性開放的國家,漫畫、影片、風俗區都很出名。但對於性教育,曾經態度非常曖昧。有專家曾指出,日本的性教育多是通過「保健體育課程」去教授,但總是重視體育多過重視保健。而性教育重要的一環是,如何防範性侵以及遭遇性侵後如何求助。很明顯,詩織洗掉了一些證據,但千萬不要因此指摘詩織,被性侵後,很難保持鎮定冷靜思考,而社會機制也沒有提供有效幫助。

遭遇性侵五天後,鼓起勇氣的詩織前往原宿警署。她首先請求找女警官,但不果,被迫把受辱的過程對着刑事課的男警員再講了一次。因為整個日本女性警官比例只有8%。再過兩日,詩織又得面對新的警員講述一遍,對方聽完後竟說:「這種事情太常見了,立案調查有難度啊。」

最讓詩織難受的,是還原案發過程。「回憶讓我暈眩和惡心。」詩織在BBC紀錄片中說道。(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而最讓詩織難受的,是還原案發過程。她被安排在高輪警署頂樓的柔道場進行,上面鋪滿藍色的墊子,還有汗臭味。真人大小的玩偶被當作物件壓在詩織身上,警員邊擺弄邊詢問:「是這種感覺?」一邊用閃光燈拍照。甚至有警員問她:「你是處女嗎?」「回憶讓我暈眩和惡心。」詩織在BBC紀錄片中說道。

讀到這裏,筆者覺得很不能理解,這難道不是「二次強姦」嗎?如果性侵受害者報案時,事先知道要經過這樣的過程,又有多少人能鼓足勇氣呢?書中透露,聯合國藥物犯罪調查局在2013年公布的資料中,各國每十萬人口當中強姦案的宗數,排名第一位的瑞典是日本的58倍。但並不意味着日本比瑞典更安全。在詩織看來,瑞典具備讓受害者勇於報警的法律和社會環境,其女性警員比例將近三分之一。

在詩織看來,瑞典具備讓受害者勇於報警的法律和社會環境,其女性警員比例將近三分之一。(資料圖片/瑞典警署官網)

毅然公開身份

詩織還在書中披露了大量警方曖昧行為、不科學的情況。更吊詭的是,在進行案件調查到頒發逮捕令,準備在成田機場逮捕山口敬之時,負責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檢察官突然全部被調離,並取消逮捕行動。之後,案件交付給新的警官,又展開新一輪調查。調查進行一年後,2016年7月22日,日本警方宣布,此案因證據不足而不予起訴。事件進入「黑箱」。

詩織沒打算就此停住腳步。2017年5月,她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事件,同時宣布已向檢方的審查機構提交覆議申告書,因此,成為日本首位以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但這一步意味着需要極大勇氣,一旦公開,「性侵受害者」這個標籤會伴隨她一生。更重要的是,在日本,還沒有一個女性這樣做過。千葉大學法學教授後藤弘子在接受BBC採訪分析日本社會時說道,「人們認為針對女性的暴力並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常說『忘記吧』,並表現得彷彿沒事發生過。 」

事後,詩織反思,對於本有機會成為自己上司的山口,她一直用敬語。或許日語根本不存在女性面對比自己年長位高的男性時,可以使用平等抗議性語句。甚至,「拒絕就是同意。」後藤弘子在採訪中這樣分析日本文化。印象最深的是,當詩織談起她的經歷時,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日本女性不會講述這麼羞恥的事,伊藤詩織不是日本人。 」

2017年5月,伊藤詩織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事件,同時宣布已向檢方的審查機構提交覆議申告書,成為日本首位以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背後文化更可怕

人都是被自己所處的環境所滋養長大的。在表達「拒絕」就是非女性化、從小被教育不能如此表達的環境裏,女性如何自立自由表達?而男性又怎麼學會尊重女性呢?值得探討。詩織其實成長環境和其他日本女性不同,她從高中起就在美國念書,並以當記者來增加閱歷,非常獨立。在處理這樣的問題時,都如此艱難,又何况其他日本女性。

而當詩織公開後,很快又會受到旁觀者「完美受害者」理論的侵犯,不斷被譴責「你為什麼喝酒,為什麼穿裙子,這是一種勾引」,這樣的理論長期存在,但是,受害者又做錯什麼呢?在一次展覽中,展示了性侵受害者當天穿了什麼,長衫、褲子、裙子都有。性的暴力有時並不只是來自性侵者,而是由整個社會完成,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加害者。

性的暴力有時並不只是來自性侵者,而是由整個社會完成,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加害者。圖為韓國女性組織Metoo遊行。(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2017年9月22日,檢察審查會對本案作出不予起訴判定,而最終結論為檢察官也對此案的判定正確無誤。2019年4月,山口敬之對詩織反訴侵犯其名譽權。長路漫漫。

說實話,本書很短小,但社會價值遠遠大於文學價值。同樣作為一名亞洲女性,在閱讀時,對詩織的遭遇深有體會,也許,在那一刻,我就是伊藤詩織,自省自己所處的文化、社會,以及自己本身,然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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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書評《性侵受害者親筆道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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