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年代遠去 日本成為不會憤怒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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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給人最鮮明的印象之一,也許是「井然有序」,彷彿一切都將規規矩矩地運轉到地老天荒。細想之下,當今日本社會固然發達,卻並非沒有社會矛盾:養老危機、職場霸凌、性別歧視等諸多問題暗流湧動,政治醜聞也從未止息。然而,日本多年未見有影響的街頭運動,民眾能量難以聚集,底層聲音幾乎淹滅無聞。人們似乎忘記日本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社運時代;那個年代的光榮與夢想、痛苦與迷惘,在許多影視、文學與動漫作品中留下了複雜曖昧的記錄,在現實生活中卻難覓迴響。

撰文:劉冉

戰後日本面臨劇烈變革,社會矛盾激烈。1960年,當岸信介內閣違反民主程序,派警察清走反對派議員,在國會強行通過新的《日美安保條約》,民眾震怒了。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勞工罷工,學生罷課,抗議者多達500萬人之眾。此時政府卻一口咬定抗議者受共產國際煽動,不僅不作回應,甚至展開暴力鎮壓。6月15日,十萬名抗議者包圍國會大門,部份人闖入國會,與警察對峙。混亂中,東京大學女生樺美智子遭警察襲擊身亡。

在樺美智子死亡的現場,人們設下祭壇,上面寫着一首無名詩:「我們不會忘記/殺死妳的那雙黑手/朋友啊/守護我們/我們要去戰鬥」。血淋淋的現實面前,青年從此覺醒。

東京大學學生樺美智子在包圍國會的衝突中喪生,引發不少群眾走上街頭。(東京大學)

隨着岸信介內閣總辭,最初的反安保運動告一段落;然而,隨着十年換約期限將至,衝突再次爆發。1967年,學生在羽田機場抗議示威,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一名京都大學學生山崎博昭因此死亡。同一時間,多所大學也爆發了針對校方的抗爭。其中,東京大學學生因反對強制醫科學生實習的制度而展開長期罷課(漫畫《怪醫秦博士》與《坂道上的阿波羅》及其改編作品均以此運動為背景)。經過數月鬥爭,學生佔領了東大安田講堂。警方出動催淚彈、噴水車、推土機,甚至直升機,學生投擲石塊並縱火,最終安田講堂幾乎化為廢墟。以此為分水嶺,學生對政府與體制徹底失望。

政府的冷漠對待與暴力鎮壓,加之對媒體輿論的高明操縱,使雙方矛盾不斷激化,普通民眾到後期也開始厭倦持續不斷的運動。當循規蹈矩的抗議示威得不到回應,絕望的年輕人終於走上真正的激進暴力道路,內部亦展開殘酷鬥爭,最終在內憂外患之下銷聲匿跡。社會學家安藤丈將曾在《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一書分析了學生運動的失敗緣由,認為日本社運的致命問題是對革命訴求過於嚴肅,對同路人的道德要求過高,以致內部無法團結,目標與手段皆分崩離析。

社會學家安藤丈將曾在《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一書分析了學生運動的失敗緣由,認為日本社運的致命問題是對革命訴求過於嚴肅,對同路人的道德要求過高,以致內部無法團結,目標與手段皆分崩離析。(網上圖片)

能夠直接、正面且深刻地描述社運年代的文藝作品並不算太多,漫畫《革命情迷》是其中一個。男女主人公是無血緣關係的兄妹,他們出身政治世家,都對社會現實不滿,卻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男生選擇進入政府,力圖從內部推動改良,女生則投身學生運動。二人因政治理念爭執不斷,男生反對暴力,女生則加入極端武鬥派,積極推動暴力抗爭。究竟哪條道路才是正確的?作者似乎是偏向於漸進改良一途,但對女主角的選擇同樣給出了詳細理由,並無抨擊和醜化。這部作品誕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泡沫經濟破滅時期,其創作契機正是藉由對歷史的回顧探詢社會改革之道。

相較之下,後來的文藝作品對學生運動的描述多帶有虛無色彩。在2001年的電影《光雨》中,一位經歷過學生運動的導演想要拍攝一部電影來回顧和紀念它,而青年演員卻完全無法理解那個年代的意義,迷惘的導演徘徊在戲劇與現實之間,最終失去了蹤影。2011年由山下敦弘執導的電影《昔日的我》,講述了妻夫木聰飾演的青年記者澤田與松山研一飾演的青年領袖梅山之間的相遇。梅山有着鼓動人心的天賦,熱情洋溢卻又滿口謊言,渴望革命卻又缺乏策略,行事衝動荒唐,甚至連被捕後都沒能被當成政治犯對待。故事的最後,革命的年代無聲消逝,曾經的理想終究變成了個人成長的註腳,彷彿連失敗也不再有痕迹。

京都動畫出色的輕小說改編動畫《冰菓》中,點題故事正是以學生運動為核心,但描繪的是高中生對大學生運動的幼稚模仿——以關谷純為代表的學生,與校方抗爭的緣由僅僅是學園祭時間被削減;運動中的混亂與背叛,主角最後的犧牲,以及多年後整場運動被人遺忘,都體現了原作者米澤穗信微妙的同情、否定和無力感。骨頭社(Bones)2015年的原創動畫《超人幻想》則是少見對學生運動體現出正面關懷的作品,雖然表面上是關於超能力的架空幻想故事,但對歷史和政治的影射十分明顯,更對學生的抗爭表現了同情與理解。

較為輕鬆的例子則是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紅花坂上的海》。同樣以六十年代的校園為背景,這部動畫的主線是少年少女為保護破舊的學校文化部建築而展開抗爭。與歷史現實相比,這場運動的目標與手段都被浪漫化,抗爭過程熱情歡快,最終也感動了學校理事長,順利保護象徵歷史與自由的「拉丁區」。也許這是導演宮崎吾朗對學生運動的溫柔重構。

當社運時代落幕多年,革命的夢想只能作為其他故事的背景流傳,如今的日本已鮮見抗爭。遺失了反抗性的社會,也許能夠長期維持穩定和發達的生活,但也有揮之不去的壓抑與缺憾。一個不會憤怒的社會,很難說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日本的學生運動固然失敗了,我們是否能夠探索出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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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遠去的日本社運年代》,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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