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小轉變的大改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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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與杜芙若(Esther Duflo)在主要著作《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中開宗明義指出:假如扶貧機構列舉一大堆發展中國家兒童夭折率的數字,沒有太多人會願意捐錢;但假如募捐訊息指向非洲某名瀕死兒童,大家都很願意慷慨解囊。

班納吉與杜芙若是新鮮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時得獎的還有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杜芙若更是以46歲之齡,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得獎人,亦是繼2009年的歐斯壯(Elinor Ostrom)後,獲此殊榮的第二位女性。這難免令她成為舉世矚目的名字。

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與杜芙若(Esther Duflo)的著作《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網上圖片)

以往諾貝爾獎得主做的專門研究,往往令一般讀者望而生畏,但近年尤其是「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的學者頻頻獲獎,經濟學理論高不可攀的形象遂得以打破。班杜二人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窮人,自然被歸類為「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範疇;但研究取向和方法卻與行為經濟學類似,其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s)的方法就更加「貼地」。書中最廣為人知的例子:瘧疾是發展中國家兒童的頭號殺手,過往大量國際援助皆力圖開出良方,包括向窮人免費派發蚊帳,但最終成效卻好壞參半。支持派蚊帳者指出由於援助不足,蚊帳因而無法覆蓋所有家庭和兒童;反對者則指這種「大鑊飯」做法,無法調動窮人的積極性,蚊帳市場更因此慘遭摧毀。班杜二人採取了創新的方法,先不對蚊帳援助妄下判斷,而是進行仔細的田野實驗,在隨機控制下作出各種測試(randomised control trials)。例如觀察獲發免費蚊帳的家庭會怎樣做,獲補貼蚊帳一半價錢的家庭又會怎樣做,採取其他方法預防瘧疾又會怎樣。他們嘗試從貧窮家庭日常生活習慣中,尋找出使用蚊帳的規律和原委,並藉此找出對症下藥的方向。

對於一直採用田野研究的人類學家而言,班杜二人的方法唯一突出之處,就是採用了類似實驗室情景的嚴格隨機控制,否則,根本不值一提。但對於長期沉迷於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而言,回到真實的生活中研究真實的經濟,卻堪稱石破天驚的世紀大發現!這類認知上的嚴重偏差,絕非經濟學家的專利。就正如法國社會學巨匠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困在象牙塔裏的大學學者,自有一套既定的學術潛規則,規限了不同學院、不同學科的研究疆域。期望尊貴的學者走出象牙塔,走到生活中認識現實,本質上已是挑戰了大學的禁忌。學者若想突破這些規則和禁忌,要麼就是萬中無一的天才(班杜二人應屬此列),要麼就是不想繼續在大學混下去!

法國社會學巨匠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困在象牙塔裏的大學學者,自有一套既定的學術潛規則,規限了不同學院、不同學科的研究疆域。(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正如文首瀕死兒童的故事所揭示,班杜二人採取的策略是不扮高深,不唱高調,而是一味只從小處着眼,哪怕在貧窮問題上小修小補,卻總能找到介入和改善的微小空間。班杜二人毫不諱言,正是由於全球貧窮問題過於繁雜,令人產生巨大的無力感,望之卻步;相反若先從小轉變入手,做出成績,帶來階段性的成效,扶貧(或研究)工作才能細水長流地延續。這大概亦能充分說明,為何對廣義上的行為經濟學,諾貝爾獎評委似乎情有獨鍾。皆因其進步之餘,卻不太激進,穩健之餘帶點調皮,總能迎合方方面面的不同期望。

反過來說,理論和實踐畢竟存在巨大差距,假如學者只一味居高臨下,無視發展中國家千差萬別的現狀,以全知專家的身份指指點點,則扶貧不成之餘,很可能還會製造更多和更大的問題。班杜二人深入群眾,向群眾學習,始終代表着一種相對謙卑的取態—就算解決不了問題,起碼也不致帶來太多新問題。這對擁有權力的決策者來說,尤其重要。

班杜二人毫不諱言,正是由於全球貧窮問題過於繁雜,令人產生巨大的無力感,望之卻步。(資料圖片)

執筆至此,總難免令人聯想到香港的政務官。遠在港英管治的年代,大大小小社區場合均能找到他們的身影。例如剛去世不久的前布政司鍾逸傑,身為殖民地高官卻操一口流利廣東話,放下身段和不同階層市民接觸。在推行地方行政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政務官更必須派駐各區政務處,累積前線群眾工作的經驗。兩個市政局的民選議員,在批評政府之餘亦要為決策負責,更是官民之間良性互動的重要範例。回歸之後,政務官仍手執特區政府行政大權,但都通通躲在政府總部的深宮中,在「堅離地」的環境中草擬政策。今日,隨着官民間的鴻溝愈拉愈闊,高官已不再抱少做少錯的態度,而是力求做到不做不錯!近年就連局長們公開露面亦買少見少,除了立法會會議外,網誌似乎已成為他們發表政見的唯一渠道!至於林鄭的那場「社區對話會」,不提也罷!

隨着官民間的鴻溝愈拉愈闊,高官已不再抱少做少錯的態度,而是力求做到不做不錯。圖為政府首場社區對話會。(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在一些學術味道不太濃烈的學科,近年亦興起放下身段的風潮,強調以人為本的研究方法,善用群眾智慧和跨界別協作,力圖拉近學者和研究對象的距離,和班杜二人的方法不謀而合。在我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學,近年相繼設立「社會設計」和「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新」學位課程,甚重視可籠統地稱為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的研究及教學模式。顧名思義,設計思維乃是源於設計專業,近年卻被企業和教育機構廣泛採用,就特定課題採取集思廣益的方式,共同尋找具創意及突破性的見解,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正錯誤(trial and error),從而獲得新的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概括而言,設計思維強調的是從實踐中學習,從錯誤中學習,和傳統的靜態課堂教學大有差別。

設計思維能否應用在政策研究和作出改善?能否重新營造官民之間的合作關係?或許可以這樣說:現時香港面對深重的社會政治危機,就好像全球貧窮問題般化解無門,整個社會的宿命和無力感皆很強。設計思維、跨界別協作,或是社區層面的任何實質參與模式,縱使只是對社會問題小修小補,但重點卻是有可能帶來具體成效。總算是在一片荒漠之中,讓人看到一泓清泉。

現時香港面對深重的社會政治危機,就好像全球貧窮問題般化解無門。(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這是否只是我個人的一廂情願?顯然不是。近年發達國家的政府高層,紛紛成立各類政策實驗室,特區政府也成立了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簡稱PICO),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在民間層面上,由創不同主辦、賽馬會支持的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就具體社區面對的公共課題,成立跨界別的工作小組,以協作方式進行長達半年的田野研究,並由此得出制度及政策改進的建議。

不問可知,如此大費周章的社區參與過程,產出的政策效果可能不成比例。但協作田野研究的真正意義,卻更在於拉近背景迥異持份者的距離,促進彼此之間的溝通和認識,建立同理心。這固然對短期解決問題有一定幫助,但更重要是長遠孕育重視實證、重視對話的落地管治文化。若能善加利用的話,不啻為打破政治僵局的一個小小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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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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