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一】從崛起的新一代看中產階級狀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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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曾經是香港「獅子山精神」的象徵,比喻透過個人努力,改變階級命運,享受無憂生活。相對於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中產階級的增長率及收入均大幅放緩,但仍有不少人正苦苦排隊向上爬;然而,爬上了的「第一代中產」,一直在累積他們的不安和焦慮,至於「中產下一代」或「新一代中產」,則紛紛打算放棄這套行之有效的階級遊戲。

24歲的張小姐,大學剛畢業一年,月入逾3萬元。一個多月前,她和朋友在大圍火車站附近,合租了一個約三百呎的兩房單位,過上了很多人遙不可及的獨立自主生活。

生活尚且自主 晉身中產非易事

為什麼要搬出來住?張小姐說,大學四年都住宿舍,習慣了不受管控的自我生活;再加上,平時拍拖夜了回家,家人偶有微言,令她心生厭煩;「還有飲食,有種無形的壓力,她煮了東西但你不想吃,又或者她預計你七點吃,但你想六點吃或者八點吃。就會覺得,啊,不想這樣被限制着。」現在,張小姐每天會在落地窗前迎接日出,然後精心準備頗為講究的營養午餐飯盒—穀物飯、雞胸、各式各樣的蔬菜,再拍得美美的上載到社交媒體。

這種悠然自在的中產生活,在一年前她剛畢業時,仍然望塵莫及。

張小姐任職二級行政主任,收入可觀。(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張小姐出身於「算是貧窮」的公屋家庭。父親從事裝修,月入一萬元有餘,用一半薪金養活一家四口;母親要去幾個街市「格價」、會買二手用品,還曾兼職家務助理幫補家計。在學業上,張小姐主要靠姐姐的輔導和自己的努力,沒有上過什麼補習班或興趣班;她曾想過大學修讀感興趣的地理科,但遭夢想讀商科的母親大力反對,擔心將來要「乞食」,她自己也不太執着,聯招時就選了科大、中大和城大的工商管理學學士課程,並如願入讀。

大學四年間,張小姐都沒有生活費,要幫人補習或在大學兼職,以自負盈虧,甚至補貼家用。畢業後,張小姐如願成為某大銀行的見習生(graduate trainee,即畢業生的全職實習工作),晉升前景較理想,起薪已有1.9萬元,比同期畢業生多逾10%。那時的她,雖然也想搬出來獨立生活,但也自知那近兩萬元的月薪根本敵不過暴漲的租金;幸運的是,兩個月後,她收到特區政府的聘用通知,便毫不猶豫地跳槽成為二級行政主任,月薪瞬間多了一萬多元。據公務員事務局截至9月底的統計,編制內有1,075位和張小姐同級的二級行政主任。

從「屋邨妹」變成「公務員」,張小姐自覺晉身「中產階層」,因為手頭上不缺錢、物質上也不欠缺、有能力獨立生活、收入水平在同輩中居中上—按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8年20至29歲的女性月入中位數是1.5萬元;如果按學歷統計,擁有專上教育學位的女性月入中位數是2.8萬元。除了薪高糧準,成為「中產」最值得高興的,是張小姐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不再「一放工就回家吃飯,吃完飯只想攤在那兒,什麼都不想做。」

因為基本收入不俗,張小姐開始出入潮流名店。(資料圖片)

時間和金錢都充裕了,自然也改變了張小姐的消費習慣。讀大學時,張小姐每月只能用1,000多元,基本上只能應付三餐,換季時則會去旺中及葵廣等廉價商場,但現在,她開始出入潮流名店,去旅行時也不會太過緊張預算,甚至多了閒錢去健身中心、報興趣班、做做義工、買美容產品,因為「人工開始多了,生活要求也不同了。」

月租七千、家用六千、儲蓄一萬,還有數千元零用——這不是很誇張的中上流生活,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夠輕易擁有,特別是在張小姐這個年紀——24歲,大學剛畢業一年,高薪厚職,前景明朗。而像她那樣,透過教育向上流動成為中產階級,不知是多少香港人的夢想。

「第一代中產階級」形成

根據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所謂「中產」,一般基於經濟資源、教育水平或職業狀況、生活態度和品味等來衡量。以前者為例,本地智庫智經研究中心曾於2013年公布「中產定義」民調,結果顯示,近五成市民認為「中產」的個人收入應介乎3萬至6萬元;若按2011年及2016年的人口統計,在上述收入範圍內的人士只佔總工作人口的12.6%和16.6%。階級研究本是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之一,然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就愈來愈不重視,甚至有「階級已死」之說。儘管如此,「階級」觀念從沒離開過我們的生活,小至飲食消費習慣,大到住屋類型地段,都隱含着將人分成不同等級的視野,並以經濟能力主導分級。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轉型後,出現了大量行政、管理職位,形成第一代中產階級。(資料圖片/吳煒豪攝)

一如其他地方,香港的中產階級也是經濟轉型及社會結構變化的產物,而由於特殊的歷史機遇,香港中產出現得特別急速。基於內地的政治動盪和政策變化,原本屬轉口服務型經濟的香港,在四十年代後期轉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至八十年代後期再由製造業變為轉口及服務為主的經濟,締造了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令不少人晉身中產階層。

本港社會學家呂大樂統計,在1961年至2011年間,製造業對整體勞動人口的佔比由43%下跌至4.8%,金融、保險、地產等商業服務則就由1.6%上升至17.5%;同期職業結構的變化上,行政和管理人員的勞動人口佔比由3.1%升至10.1%,專業和半專業人士也由5.1%升至26.1%。

(香港01製圖)

「第一代中產階級」自八十年代形成—呂大樂撰寫的《香港中產階級研究1992》顯示,當年的中產階級流入率是0.83,意指絕大部份中產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士都非中產家庭出身,而當中有不少人受惠於港英政府加大社會福利開支,從而憑藉個人努力、透過教育改變階級命運。呂大樂把中產成功之道,形容為「香港經驗」的「意識形態的建構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 of ideologicalconstruct),而「香港經驗」也代表了「香港夢」,亦即「中產夢」。

(香港01製圖)

屢遭打擊 職業發展不樂觀

不過,成為了中產,卻非從此高枕無憂。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一直未能推出有效政策促使經濟結構和產業轉型,導致地產及金融行業坐大;然而,每逢金融風暴及海嘯等衝擊,有關行業的中產也首當其衝地成為了犧牲品,例如1997年第二季有9,300名中層僱員失業,到2003年,該數字已升至4.2萬人;而另一部份透過「置業」而「致富」的中產,更在樓市急跌近四成的情況下,眨眼就變成「負資產」。這種中產生活經驗,猶如坐上瘋狂過山車。

可能經此一役,中產階級不再樂觀。據呂大樂撰寫的另一份研究報告《香港社會流動和生命機會研究2006》,中產階級內部的分裂相當明顯,有32.9%的中上階級傾向積極追求更多的收穫,但有59.1%的中下階級覺得需要保持他們已經擁有的收穫。呂大樂曾分析,中上和中下階級之別反映中產面對的壓力,而他們的焦慮和不安正在不斷增長。另外,研究也指出,中產階級對下一代的職業發展感到悲觀,當中包括中上(37.2%)和中下(41.7%)階級,顯示中產比工人階級(22.8%)更憂慮。

憂慮歸憂慮,中產階級並沒有消失,也仍然承載着很多人的「上流夢」,只是它的增長率下滑了不少,在2011年至2016年間只增加了1.4%,而同期中產的收入增長也放緩,比上一個五年的平均值低了13.1%,不同行業的分別尤為明顯。據呂大樂整理,從1991年到2011年,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人數增加了逾兩倍(127,438人升至391,734人),但製造業卻下降了大約五成;而在2011年,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佔所有中產職業的三成,是所有行業佔比最高、增速最快的。

繼續閱讀:【中產階級.二】惴惴不安 揮之不去的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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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不安的新晉中產階級》。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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