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暴受害者的逃離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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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也稱為國際反家庭暴力日—女性遭遇的暴力絕大部份發生在家庭和親密關係中。

撰文︰劉冉

根據日本警察廳數據,去年日本家暴案件逾7.7萬宗,已經連續十五年攀升,創下2001年家暴防治法頒布以來的新高。男性受害者個案增加到近1.6萬宗,但女性受害者仍佔近八成。當中,加害者是配偶或前配偶的比例佔76%。當然,這只是向警方求助的個案。根據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與局的一項5,000人調查顯示,曾結婚的受訪者中,超過四分之一曾遭受包括身體暴力、精神暴力、經濟壓迫和婚內強姦在內的至少一種侵害,其中近十分之一的人表示這種侵害反覆發生。遭遇家暴的受訪者中,近半數從未向他人傾訴或求助,只有2.2%的人曾報警。這意味着警方的數據僅屬冰山一角;家暴在性別不平等根深柢固的日本社會,仍是普遍存在且難以解決的問題。

據日本警察廳數據,去年日本家暴案件逾7.7萬宗,已經連續十五年攀升,創下2001年家暴防治法頒布以來的新高。(視覺中國)

也許正因家暴普遍存在,日本影視作品對各種形式的家暴有十分細緻的描寫和探討。日劇《Last Friends》中,長澤正美飾演的主角藍田美知留剛與男友同居就遭遇家暴。錦戶亮飾演的男友表現出許多家暴者的共同特徵:拒絕溝通、暴躁易怒、控制慾強,動手後又很快道歉且百般挽留對方,同時不肯承認暴力行徑,將問題歸結到受害者。正如許多家暴受害者,美知留再三原諒和容忍,甚至為保護男友而拒絕友人幫助,換來的卻是對方的變本加厲。與現實不同的是,美知留最終獲得自由,不是因為反抗和逃離,而是因為男友自殺(並藉此表達對美知留的愛)。這也許是對家暴行為的「洗白」,但也展現家暴中雙方關係的複雜性。

另一個不太典型的例子是日劇《失去名字的女神》:高橋一生飾演的安野英孝長期對妻子實施精神上的威壓和控制,導致妻子對他心懷恐懼,聽到對方的聲音都會發抖;同時,他會在妻子不願意的時候強行與之發生性關係。精神暴力和婚內強姦同樣屬於家暴,但比起會留下痕迹的身體暴力,人們對這種隱秘式家暴的認知程度更低。內閣府調查顯示,對精神脅迫、婚內強姦和部份相對輕微的身體暴力,許多受訪者都認為算不上暴力,「屬於夫妻吵架打鬧」,因此可以原諒。這體現日本社會對家暴的認知程度還遠遠不夠,許多受害者甚至沒有身為受害者的自覺,也就談不上求助了。劇中安野最終獲得「洗白」,得到妻子的諒解。

《失去名字的女神》中高橋一生飾演的安野英孝(左一)長期對妻子(右)實施精神上的威壓和控制,導致妻子對他心懷恐懼。(網上圖片)

當然,不是所有家暴者都能得到受害者原諒並改過自新。大部份家暴施害者都會反覆使用暴力,這也是我們常說的「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那麼,借助法律幫助而擺脫加害者是否可行?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在法律層面對受害者的支援和保護還是不錯。2001年,日本議會通過「配偶暴力防治暨受害人保護法」,規定各地應設立配偶暴力資訊支援中心;2004年,受保護對象擴大到離婚後仍遭前配偶危害的人士。日本內閣府開通了全國統一熱線,接聽受害者諮詢並提供指引。外籍人士也受該法保護:各地中心都會派發多種語言的信息手冊。不過,由於家暴的特殊性,受害人往往很難徹底與加害人斷絕聯繫。

2015年的日劇《偵探的偵探》中,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情節:私家偵探受僱調查躲在庇護中心的家暴受害者,將其行蹤透露給施暴的丈夫,令受害者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脅。本季關於男子軟式網球社的動畫《星合之空》,男主角桂木真己的父親也是長期家暴妻兒的角色,在離婚後仍對搬走的前妻和兒子進行跟蹤、恐嚇、勒索和毆打。這些常見情節顯示日本的家暴保護措施並不完善,受害者仍心懷疑慮。

2001年,日本議會通過「配偶暴力防治暨受害人保護法」,規定各地應設立配偶暴力資訊支援中心。(視覺中國)

在制度缺席之時,表現受害者反抗的作品也不鮮見。長期糾纏、無法擺脫的家暴丈夫或前夫,似乎是最典型能夠將無辜受害者逼到忍無可忍的驅動者角色。蜷川幸雄執導的《青之炎》(改編自貴志祐介的小說),二宮和也飾演的初中生櫛森秀一與母親和妹妹相依為命;他的生父車禍去世,繼父是暴躁的酒鬼,不斷對家人拳腳交加。無法擺脫繼父糾纏的秀一,不得不構思殺人計劃並愈陷愈深。這背景與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嫌疑犯X的獻身》(2008年改編為電影)相似:死者是對前妻和女兒長期跟蹤騷擾、最終被受害者反殺的家暴男。

如果說這些作品中的受害者還是過於忍氣吞聲,那麼,日劇《直美與加奈子》則以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反擊為主線,令許多觀眾感到出了一口惡氣。廣末涼子飾演的直美得知好友加奈子長期忍受丈夫服部達郎家暴。藉着加奈子的處境,編劇表現了家暴受害者如何被逼到絕境:逃離並不能解決問題,因行蹤很易被丈夫查出;家庭主婦沒有經濟獨立能力,甚至家人也受施暴者滋擾;同時,日本社會又有不願意給他人添麻煩的文化準則,令受害者不得不三緘其口。於是,二人共謀殺死達郎。最後,她們在機場打算遠走高飛,警察追至登機口時,故事戛然而止;開放式的結局暗示着她們有獲得自由的可能,這也成為觀眾的共同期望。

現實生活中,受害者的私刑反抗當然不可行,也很危險。日本的影視與文學作品出現許多「受害者反殺」故事,正因法律對受害者的保護有局限。通過影視作品提高社會對家暴的認知,只是解決家問題的一小步。家暴的根源與社會結構的性別不平等息息相關,對日本和許多亞洲國家來說,這是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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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9日)《家暴受害者的逃離與反抗》,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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