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大辯論】從左、右派之爭中尋找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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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一書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李文(Yuval Levin)於2013年12月完成的代表作。他是美國《國家事務》(National Affairs)雜誌創辦人兼編輯,過去曾任小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的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執行總監與內政特別助理,以及保守派智庫道德與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員,並且經常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評論》雜誌等著名報刊發表文章。本書早於2014年8月便由兩名中國大陸譯者王小娥、謝昉翻譯為簡體中文版,並由北京中信出版集團以《大爭論》書名出版,直到前年才將譯稿授權給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發行繁體中文版。

《大辯論》一書圍繞十八世紀兩位知名英國政治家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思想與行動展開論述,從中探討現代政治裏激進左派、保守右派兩大主要陣營產生的過程。作者指出,早於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之前,十八世紀後期的西方世界已經「爆發了一場有關近代自由主義意義的大辯論」(頁15),而這場爭論更影響到兩地在革命後的政治陣營劃分,對立的兩派分別要求公正與秩序,潘恩與柏克可以說是分歧雙方的代表。乍聽之下,《大辯論》的主題可能讓人覺得它是一本研究當時政治與社會環境如何促成左、右派之分的歷史學著作,但事實上該書主要還是借助潘恩、柏克兩人的看法來討論不同思想議題的政治哲學作品,箇中內容對於活於二十一世紀香港的我們仍有一些啟發。

李文《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資料圖片)

分歧:為公正而革命 VS 為秩序而改革

潘恩與柏克的政治思想裏最能夠引起今天香港人共鳴的部份,無疑是他們對革命的態度:兩人起初都曾經對美國獨立革命表示同情,但在面對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他們卻表現出極為明顯的分歧。潘恩認為專制政權罪孽深重,除了完全打倒推翻以外別無他法可資救贖,況且人們出於對公正真理的追求,亦不應該對邪惡暴政作任何妥協。他又強調舊有管治模式必然會跟不上後續時代的需求,「當政府建立的時間愈長,與當前狀況所能保持的一致性就愈顯不足」(頁216),由於任何修補的努力都不能逆轉此種趨勢,所以透過革命來建立新秩序、新政權便成為唯一出路,而在達致舉世創建公正政府的最終目標前,甚至需要持續地一再掀起和傳播革命風潮,務求去除各種束縛個人平等和自由的枷鎖。

與此相對,柏克將法國大革命視為一場「對整個社會的毀滅和瓦解」(頁223)。在柏克眼中,暴力革命反映出來的是掠奪上層階級、破壞既有秩序的野蠻精神與政治狂熱,浸淫於個人自由的民眾早晚會將不忠蔓延到透過革命建立的新政權,從而迫使新政權蛻變為軍事政權,限制個體意志,結果便是「這個明確以人權為建造基石的政權,注定會比任何古代專制統治更踐踏這些權利」(頁228)。當然,柏克也認同舊制度存在嚴重缺陷,並且無可避免地會有進行改變的必要,可是他堅信循序漸進、去蕪存菁式的改革才真正有助普遍人民的福祉,而非魯莽地作出大規模的破舊立新行動,因為「好的秩序是所有的好的事物的根基」(頁235),負責任的政治家應該尊重和延續由前人奠定的這種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潘恩與柏克對於革命的取態並非全無重疊之處。當柏克高呼革命破壞秩序時,潘恩也有就其可能後果寫到「相對於終結,禍害總是更容易開啟」,並且一度指出「對於惡法,相較於強行去反抗,更好的選擇是:在遵守它的同時,借由充分的討論暴露它的謬誤,進而實現對它的廢止」(頁215);當潘恩主張革命改變現狀時,柏克亦不否定革命可以是革新的「最後手段」(頁225),又讚揚英國清教徒革命和光榮革命成功「借助舊憲法中沒有受損的部分……對其中存在缺陷的部分進行重塑」,「原封不動地保持那些舊部分的原狀,從而使重獲的部分能夠與之相適應」(頁236)。這樣看來,即使是在政見論爭上針鋒相對的二人,他們彼此觀點依然留存着一些可以相互諒解的空間。

潘恩與柏克面對法國大革命時表現出極為鮮明的分歧。(資料圖片)

辯論:誇大一念之差 不如求同存異

為什麼潘恩與柏克之間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見解?正如李文在《大辯論》中所指出的,「嚴肅的政治辯論必須根植於不同的哲學假設」(頁69),而在二人的論爭中,這個理論根基便是對於自然與人類天性看法的差異。潘恩認為,原始之初人類生而平等,社會組織的原意旨在組成集體幫助成員滿足各自需求,後起的政府卻都違反了這種初衷,所以人們要返璞歸真,重建奉行原始自然秩序的政府;反觀柏克難以苟同這種利用自然根源作為政府合法性(legitimacy)根據的做法,他將人類歷史視為一個逐步發展成熟的進程,而歷代政府在他眼中都是必須予尊敬的前人叡智結晶。這種思想原點差異讓潘恩矢志限制政府以獲得平等,並且不惜獻身支持暴力革命;柏克則努力保護、傳承先輩建立的秩序,認為其缺失之處可以藉溫和改革慢慢改善。

潘恩認為,人類生而平等,社會組織的原意旨在幫助成員滿足各自需求,後起的政府卻違反了這初衷,所以人們要返璞歸真,重建奉行原始自然秩序的政府。(Getty Images)

嚴格來說,解釋潘恩、柏克兩人思想體系裏的上述原點差異如何出現,才算真正回答書名所言「左派與右派的起源」,可惜作者在書中並未深究此一問題,而這確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畢竟他們兩人背景沒有太大差異,彼此年齡差距不到十歲,同樣有來自不同宗教派別的雙親,同樣受到貴格會教育的影響,同樣對低層貧困、政府腐敗有切身認知,同樣獲得某名當代政要—分別是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與第二代羅金漢侯爵查爾斯(Charles Watson-Wentworth, 2nd Marquess of Rockingham,1730-1782)—賞識提拔,得以晉身論政行列……儘管來自律師家庭的柏克在教育水平上較出身勞工階層的潘恩稍勝一籌,但卻無礙兩人後來一起成長為能說善道、文采飛揚的傑出政治家。

比起世代輩份、政治地位、社會階級、宗教信仰或教育程度等一系列常被用來解釋政見差異的因素,潘恩、柏克兩人思想分歧更像是源於偶然形成的一念之差,是對於「先看壞處抑或好處」一類簡單問題的不同回答所致。他們往往能夠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來看問題,無奈雙方所選擇的方向背道而馳,導致最後獲得的結論也南轅北轍。饒富興味的是,作者在《大辯論》多次有意無意地提及潘恩、柏克一度於1788年夏季共進晚餐,而且前後曾經維持過一段表面不錯的私交關係,直到後來受法國大革命局勢影響,雙方論爭白熱化,才公開翻臉相互攻訐。這件小事應該足夠提醒我們,即使是持續將近三百年的左、右派之爭,作為其源起的二位代表人物潘恩、柏克,兩人原來也有溝通和理解的餘地,一樣存在着求同存異的空間。

香港:縱無左右之分 尚存辯論之實

回看我們身處的香港,左、右派的劃分沒像世界其他地區那樣流行,這主要是因為港英殖民時代長期將「親共」刻上左派的烙印,導致左派在香港語境下轉為指稱中國共產黨支持者,失卻了本身跟保守右派相對的應有含義。數年前有本地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候選內閣在諮詢環節鬧出「左右不分」的笑話,便是這種二分法在香港不常見的一個縮影。不過,縱使當下香港欠缺二百多年前萌芽的左、右派之分,《大辯論》舉出潘恩和柏克兩人於不同議題的激烈論爭,依然在地球另一端這塊彈丸之地的議會、象牙塔以至街頭重複上演着:有人鼓吹革命,有人主張改革:有人講求理性,有人歸諸感性;有人渴望公正,有人崇尚秩序;有人選擇權利,有人履行義務……彷彿跟兩位英國先哲一直留在相同的時空。

港英殖民時代長期將「親共」刻上左派的烙印,導致左派在香港語境下轉為指稱中國共產黨支持者。(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既然「大辯論」仍然發生在現今香港與世界各地,這場左、右派的論爭究竟還要持續多久?明明左與右雙方都是替社會整體利益着想而認同政治革新的必要,何以結果卻本末倒置地為變化步伐的快慢吵得你死我活?除此以外,人們又能不能從潘恩及柏克兩位「始作俑者」身上學到什麼?譬如他們作為政治思想家高談闊論、著書立說的同時,又會親力親為投身自己信奉的革命和改革事業,試問今天一堆聲稱鑽研政治哲學的政客、學者以至「冷氣軍師」能不能做到這點?尤為重要的是,當潘恩、柏克都試過坐下來尋找彼此的「公約數」時,繼承他們的後人又有什麼理由不作出同類嘗試?

《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

作者:李文(Yuval Levin)

譯者:王小娥、謝昉

出版社:時報文化(台灣)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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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大辯論》從左、右派之爭中尋找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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