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武漢肺炎橫行之時 亦需慎防猝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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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世界衞生組織(WHO)把「過度疲勞」(Burn-out,又稱職業倦怠)正式定義為「慢性綜合症」,指「過勞」屬於一種「職業現象」(Occupational Phenomenon),並通過將之納入新版《國際疾病分類手冊》。其實,過勞現象在以勤勞著稱的日本、韓國和兩岸三地社會尤為普遍。近年,各地因為工作過度疲勞而病倒乃至猝死的事件屢有所聞。而且,「過勞」會導致身體免疫力下降,容易感染病毒。所以,在武漢肺炎肆虐的今日,避免「過度疲勞」不僅僅是個別人的職業問題,也是抗疫防病的積極思維。

撰文:賈選凝

較早浮現在中國輿論中的過勞現象,可以追溯至2013年起一年內接連出現的四宗淘寶店主猝死事件。電商行業作為不分晝夜加班的過勞重災區,名列同年內地「十大猝死高危行業」之榜首。而當35歲的台灣藝人高以翔去年因在內地錄製節目過勞猝死後,更多人開始憂心「過勞死」的年輕化趨勢—在中國內地的心源性猝死族群裏,18至39歲死者佔比高達43%。

35歲的台灣藝人高以翔去年因在內地錄製節目過勞猝死後,更多人開始憂心「過勞死」的年輕化趨勢。(資料圖片)

其實,平均每天只能休息三、四個小時的人,早已不僅限於淘寶店主,IT、廣告、媒體、醫療、金融、教育等行業的過勞現象如今都被視為常態。波及各行各業的過勞問題在過去一年裏,也是內地網民討論熱度最高的話題,「996工作制」和「社畜」所掀起的爭議,足以說明高強度加班文化在內地年輕白領中的盛行程度。

再看香港和台灣,過勞情況同樣嚴峻,尤其在工時冠絕全球的香港,工作常常侵佔生活,人們已習以為常,勞工處2018年數據顯示,全年有118名僱員在工作期間死於心臟病和腦疾病,在體力勞動行業,諸如動輒工作十幾個小時的陸港司機更是職業過勞重災區。專業人士同樣難以倖免,每到核數業的傳統旺季,會計師都進入不眠不休狀態,深夜暈倒在公司的噩耗亦不鮮聞。

台灣因為和日本一樣,已將「過勞死」納入工傷賠償範圍,所以在保障層面看似略有優勢,但「愛拼才會贏」的觀念卻根深柢固。富商郭台銘此前參加嘉義縣吳鳳科技大學畢業典禮時就曾致詞:「如果你們每天工作16小時,沒有周末假日,持續四十五年,未來將會超越我!」知名企業家尚且「鼓勵」下一代以加班為榮,可見過勞實質上並未引起足夠重視。觀念的固化離不開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制約,而高強度工作及其所衍生的困境,西方國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已浮現。

淘寶電商是不分日夜加班的重災區,也是猝死的高危行業。(資料圖片/新華社)

吉爾.A.弗雷澤在《令人窒息的辦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國人》中指出,美國的寫字樓根本形同白領血汗工廠。一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則撰文剖析了美國企業鼓勵員工長時間加班的具體做法:向他們灌輸為公司奉獻的觀念、強化工作所賦予個人的意義。

這種全球趨勢,與股價至上主義的經營理念不無關係—當企業不得不放棄長期穩定的經營模式去追求短期利潤時,對勞動者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大大增加了僱傭關係的不確定。競爭法則之下,個體證明自身價值的粗暴捷徑惟有(主動或被迫)承擔更大的工作量,所以,理解過勞的前提是理解資本主義發展到今時今日的內在邏輯。

吉爾.A.弗雷澤在《令人窒息的辦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國人》中指出,美國的寫字樓根本形同白領血汗工廠。(Gettyimages)

全球化下競爭乃過勞源頭

再版超過12次的《過勞時代》雖然是日本經濟學家森岡孝二針對十幾年前的日本所寫,立論卻並不過時,對追求高速發展的當下中國更為應景。令人不勝唏噓的是,當這本在日本面世十餘年的暢銷書去年即將出版簡體中譯本之際,森岡孝二本人卻因嚴重過勞心臟病發而離世。這像極一則充滿諷刺意味的書中註腳,提醒人們停下來檢視自己深陷過勞而不自知的身心狀態之必要。

推動日本在2014年制定《過勞死等防止對策推進法》的森岡孝二,2005年言簡意賅地以《過勞時代》闡明:「過勞」的出現源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四大特征:全球資本主義、信息資本主義、消費資本主義和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

催生「過度勞累」的首要背景是全球化的經濟聯繫所帶來的勞動競爭。當年,日本、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員工被迫與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者在薪酬與工時上競爭,如今,中國員工則要和比他們更「低廉」的東南亞工人競爭。

日本職場的過勞問題非常嚴重,員工過勞死還因工作壓力自殺時有聽聞。(《我要準時下班》劇照 )

白領職場亦難倖免,全球化打破了時空限制,也使兼職、派遣制員工、外判承包等「離岸」工作方式成為生產分工的重要組成部份。大企業的客服中心、會計、法律等業務部門隨時可以遷至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區。當工作本身的可替代性變高,資本家的態度也更無忌憚。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就在公司內部對員工表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言論一出,雖招致內地網民瘋狂吐槽,但又確是今天的勞動競爭現實。

信息革命則從實然層面讓工作量增加,讓工時延長。人們本來期待新型信息通信技術能提升溝通效率,從而縮短工作時間,但技術進步帶來的結果卻總是事與願違—這情形正如當年工業革命使產量飛升,但工人的勞動強度也跟着大幅增加。

信息技術的革新讓工作不再受限於公司之內,這一方面導致了外判員工對正式員工構成威脅,另一方面也讓工作與生活再無邊界可言,「家裏家外都是職場」完全是都市白領的日常寫照。東亞的狀況更為糟糕,森岡孝二2005年在書裏指出的日本人對手機和電子郵件的依賴,放在今天或許該更新為「中國人對微信的依賴」(香港則是WhatsApp)。

通訊科技發達,直接延長了工時,不少打工仔下班後還會受到上司「訊息轟炸」。(資料圖片)

即時通訊軟件高度服務於工作,中國一個普通白領的微信裏至少有三分之二工作相關聯絡人,更不用說那些默認員工隨時在線的工作群組。每周平均工時在80至100小時之間的香港投行職員,則幾乎沒有OT與休息之分,早上六點鐘開線上會議更是司空見慣。

時空的扁平與對技術的依賴,讓人們只能淪為工作的奴隸。正是全球資本主義和信息資本主義的高度融合導致了多數行業深陷過勞。技術在被發明之初旨在為人類社會提供助力,最終卻反而令人受制。日本學者山崎喜比谷認為,技術壓力是「過重的工作壓力和長時間過密勞動」所產生的相互作用力,於是才會出現技術愈進步、人們愈過勞的惡性循環。繼續閱讀:【過勞】人生不只工作 是誰在鼓吹「做足36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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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武漢肺炎肆虐下 慎防「過勞」 墮落病毒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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