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從廟堂到江湖 誰該為疫情集體恐慌潮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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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相同的病毒,幾乎相同的疫情,幾乎相同的時間,幾乎相同的大城市,雖然那場定義了2003年的沙士(SARS)已經過去了17年,但當時下這場肺炎疫情以湖北武漢為中心蔓延開來後,人們才意識到,原來沙士留給人們的深刻教訓只是一場幻影。

疫情還在擴散,恐慌還在蔓延。雖然現在追究「誰該為疫情負責」還為時尚早,畢竟目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遏制疫情,救治病患,但「誰該為疫情的集體恐慌負責」,隨着一次又一次的輿情蔓延並加速水漲船高,卻迫切需要來一次正本清源。

湖北官員是第一責任人

在重大疫情面前,人們的恐慌本是很自然的反應,畢竟人命關天,但當掌握着權威資訊的有關部門不能給民眾以信心,甚至當民眾意識到有關部門不作為甚至亂作為時,這種恐慌會尤為激烈,並隨着時間的推移呈幾何級暴增。此次疫情中的集體恐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一線醫務人員是這次抗擊肺炎疫情的最大功臣。(AP)

現在隨着更多資訊的披露,疫情以1月20日作為時間節點,前期的黃金防控期如何被錯過和耽誤,已經有了直接的證據和說明。1月19日,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任組長的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赴武漢指導調研疫情防控工作。1月20日晚,鍾南山在與央視直播連線中,肯定了新型冠狀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現象,並稱,有14名醫務人員在護理一名患者過程中被感染。

而在此之前,湖北以及武漢官方始終給外界的說法是「不存在人傳人」、「可防可控」,一直到一口氣更新了136名確診患者數據的18日和19日,通報中才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持續人傳人風險較低」的判斷。

而此時,距離網絡上第一次傳出「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的消息,已經過去了將近1個月。網傳消息之外,12月30日,一份疑似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也隨即曝光,其中提及武漢多間醫療機構確實陸續出現多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並與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有關聯,要求各醫療機構上報近一周接診過的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武漢醫生李文亮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經全力搶救無效,於2020年2月7日凌晨2點58分去世。媒體將李文亮譽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吹哨人。(Reuters)

一邊是官方的「緊急通知」,一邊卻將傳出「疑似SARS」消息的8名醫務人員定為造謠者。而在官方的欲說還休與遮遮掩掩期間,病毒早已在密集的人流中肆意蔓延開來,加之恰逢年關春運,還被矇在鼓裏的民眾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一場改變無數個家庭和個人命運的瘟疫已經在各個角落潛滋暗長。

1月31日,在央視節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問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武漢警覺夠嗎?馬書記回答:如果能早一點採取措施,效果可能會更好,比如說在12、13號,測温的那天,是否可以採取像23號採取的控制飛機、高鐵、汽車、輪渡出行。那時如果採取措施,可能疫情會有所緩解,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一種狀況。

在各方努力和馳援之下,目前湖北一線醫務人員的各方面已經得到基本保障。(新華社)

病魔不會考慮「如果」,重大疫情面前更是容不得半點馬虎。可以說,正是因為有關部門前期的刻意隱瞞,以及後來應對危機時的各種不作為,比如記者會上的「戴口罩風波」、黃岡衛健委主任唐志紅的「一問三不知」,以及被扒光了底褲的紅十字會風波等等,已然空耗了民眾的信任與耐心,也直接加劇了疫情擴散與蔓延後的集體恐慌。

傳媒該扮演甚麼角色

「我們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這是當1月20日鍾南山首次確認存在「人傳人」並有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後,內地朋友圈熱傳的一句感歎。人們的普遍疑惑是:為何本應起着輿論監督使命的傳媒在此前全部缺席?傳媒究竟在這場國難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不得不說,在1月20日之前,湖北本地傳媒乃至國家級傳媒是真的「死亡」了,因為基本都是在報道官方口徑,比如8名造謠者如何,武漢官方「可防可控」、「不存在人傳人」之說,等等。

但以20日作為轉折點,傳媒彷彿一夜之間「復活」,不管是國家級還是地方傳媒,也不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再加上數量龐大的自媒體,以及普羅大眾,面對這場重大肺炎疫情,各方都或多或少帶着恐慌、憤怒和不滿情緒,並被充分動員起來,輿論場一時間沸反盈天。

而伴隨着各路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不僅各種謠言遍地,各種詐騙開始湧現,人們的恐慌也隨之急劇攀升。1月31日,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和武漢病毒所經過聯合研究,初步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這一消息經新華社在當天晚上率先發布,13分鐘後《人民日報》緊跟着轉載。兩大官方主流傳媒的跟進,使得這一消息在全網傳開,並在當夜引發一輪搶購風潮,甚至許多人不顧「不出門」的警告連夜排隊。而搶購風潮還未徹底平息,就有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出來闢謠,稱不主張將雙黃連作為預防用藥。再後來,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和武漢病毒所也表示,雙黃連有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作用,但「還需通過進一步臨床研究來證實」。

連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指導督導湖北省、武漢市刻不容緩依法採取果斷措施,不折不扣落實「四類人員」分類集中管理措施,真正做到應收盡收、不漏一人。圖為2月8日,孫春蘭在武漢雷神山醫院慰問醫務工作者。(新華社)

在此危機關頭,任何來自權威機構和傳媒的聲音都需要謹慎再三,一項尚未臨床研究證實的消息,就這樣的緊促地推出,而且是兩大官媒牽頭發布,拍拍腦袋都能想到會產生甚麼樣的搶購後果。何況同樣的「劇情」和橋段,17年前SARS期間也上演過。

搶購風潮一波未平,《財經》雜誌在2月2日推出的一篇題為《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報道,又一石激起千層浪,將人們的恐慌情緒再次拉高。該文作者通過實地採訪多名病患並最終得出結論,在官方數據之外,還有不少死亡病例因各種原因並未被統計在內。這意味着,目前人們所能看到的確診、死亡病例數字,並不能完全反映這次疫情的全貌。

我們有理由相信《財經》這篇報道的真實性和份量,但當疫情還在蔓延,人們的恐慌還在與日俱增的關頭,這樣的報道是否恰當,卻是值得商榷的。截至目前,這場猝不及防的肺炎疫情已經將內地大小城市逼成了「死城」,武漢更是疫情最為嚴重的地方,每天增加的確診病例、疑似病例乃至死亡病例,大多也都來自武漢和湖北。現在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控制疫情,救治病患,而不是製造恐慌情緒,加劇官民對立撕裂。

更實際一點講,這些病患之所以未能收治入院,對於當地醫務人員來說,是「不能」而非「不為」,畢竟感染人數過於龐大,對武漢來說消化能力和承載力確實有限。隨着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得以建立,再加上方艙醫院的設立,目前情況已經有所好轉。按照前線督戰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2月6日上午出席疫情排查動員會的承諾,「不落一戶,不漏一人」。

如果說《財經》還只是發布時機欠妥,那麼數量龐大的自媒體在加劇恐慌上,則需要承擔更大責任。一些自媒體,將未經證實的消息當做「權威消息」,並藉助平台優勢廣而告之,比如將這次肺炎疫情判定為一場人造的病毒危機,或者將此看做是美國刻意針對中國的細菌戰,渲染「末日」氣氛,引發網民恐慌。還有一些自媒體,為了博眼球,通過聳人聽聞的「標題黨」模式「拉仇恨」,無所不用其極。

從這個層面來看,習近平在2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到要「加強網絡媒體的管控」,是有其必要性的。當然這裏的「加強管控」,有關部門切不可簡單粗暴地理解為要一刀切、一關了之、一禁了之,再次跳入「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死循環中。

武漢肺炎影響了內地民眾出國旅行便利。圖為馬來西亞機場檢疫說明。(資料圖片)

民眾亟待科學啟蒙

官方和傳媒之外,普羅大眾作為最廣大的群體,一方面受官方作為和傳媒聲音的影響,但另一方面自身也扮演着助推社會恐慌的角色。

比如武漢各大醫院發熱門診爆棚,有相當一部份原因,確是民眾恐慌所致。以往的普通感冒、流感,在家修養數日,中藥調養即可痊癒,在恐慌之下全部湧入醫院當做疑似烈性傳染病,患病人群的聚集,增加了病毒擴散的風險,醫療資源也呈幾十甚至上百倍的消耗。

再如疫情發生後,民眾一邊對於國外接連出台的限制華人的禁令怨氣沖天,一邊卻又以同樣的姿態來對待湖北同胞尤其是武漢同胞,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股又一股「恐鄂」風潮,一些地方直接圍堵「鄂A」牌照私家車,多地武漢返鄉人員配合調查後個人資料被泄露並遭到瘋狂傳播,網絡上更是流傳着不少諷刺、嘲笑湖北人的圖文。

所以,究竟誰該為肺炎集體恐慌負責?從第一責任人的湖北官員到媒體,再到普羅大眾,都或多或少有責任,基本上驗證了那句話,「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而要最大程度上克服這種集體恐慌,也終究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停止恐慌」不是喊出來的,而是需要切實的作為和更透明的資訊公開來支撐,當然也必不可少人們對於科學起碼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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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從廟堂到江湖 誰該為肺炎恐慌潮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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