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英美「忽然共產」  香港還在死守「自由放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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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永遠不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發表《國情咨文》演講時,曾如此信誓旦旦;事隔一年,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特朗普一舉推出2萬億美元(約15.6萬億港元)刺激經濟方案,不但大力干預市場,更動用公帑支撐中小企營運、為打工仔支薪,儼然成了「社會主義總統」。無獨有偶,為挽救失業率,英國、法國、丹麥等資本主義國家也推出前所未有的援助措施,代替企業向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工作的勞工支付薪金,彷彿「忽然共產」。這對常年囿於「自由放任」教條、不敢「積極有為」改革的特區政府而言,絕對是生動的一課——看來,資本主義不一定是「靈丹妙藥」,社會主義也並非「洪水猛獸」,若能秉承公平正義,何不各取所需,重塑香港特色?

「社會主義承諾繁榮,卻帶來貧窮;社會主義承諾團結,卻帶來仇恨和分裂。」時光倒流至去年2月,繼發表《國情咨文》期間批評「社會主義」之後,特朗普於佛羅里達州的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演講時,再次猛攻「社會主義」;隨後在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CPAC),更是充斥把「社會主義」當成「邪惡軸心」的主題,而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甚至呼籲支持者要和特朗普並肩,將美國的「社會主義」推上審判台並宣判「有罪」。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曾呼籲支持者要和特朗普並肩,將美國的「社會主義」推上審判台並宣判「有罪」。(資料圖片/美聯社)

特朗普的攻擊並非無的放矢。在象徵分隔崇尚自由的資本主義和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的柏林圍牆被推倒的三十年內,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龍頭,在竭力維護自由市場的情況下,卻漸漸冒出一股主張公平正義、重視社會福利的社會主義火苗;尤其是那些在冷戰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們,大多沒有什麼意識形態包袱,不論是左是右,只求公義、富足。於是,以「民主社會主義者」自居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打着鮮明左翼旗幟的黨友奧卡西奧(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歐洛克(Beto O'Rourke)等異軍突起,甚至在近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和中期選舉中大張旗鼓,難怪特朗普要對「社會主義」開砲。

新冠肺炎衝擊 西方即轉軚

然而,歷史總會打政客的臉。新冠肺炎疫情下歐美紛紛封城鎖國,令經濟生產和商貿交往幾乎停擺。為應對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以「戰時總統」自居的特朗普一舉推出大力干預市場的2萬億美元刺激經濟方案,故被戲稱為「共和黨內最左翼的社會主義總統」。方案已於上周經國會兩院通過並由特朗普簽署成法,包括以5,000億美元向大部份成年人派發1,200美元,以5,000億美元向受疫情重創的企業提供貸款,以3,000億美元向州政府、地方政府及醫療系統注資,還有最厲害的兩招——以3,500億美元向小型企業貸款,每間金額為每個月薪酬開支的2.5倍,足夠企業在全無收入的情況下支撐六個星期不倒閉,若企業在一年之內不裁員不減薪,則毋須還款;以2,700億美元大幅提高失業保險金等失業保障,允許未被解僱而正在休假的勞工獲得最多四個月工資的補助——這等同由美國政府直接為打工仔支付薪酬。同時,特朗普亦根據《國防生產法》頒布聯邦法令,強制汽車生產商通用汽車改裝部份廠房以在100日內生產10萬部醫療呼吸機——即由美國政府直接決定企業的生產。

事實上,美國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向國會提交刺激經濟方案時已強調如果政府再不出手干預,疫情或導致美國失業率飇升至20%;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美國最新公布的2月份失業率數字剛好跌至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3.5%,平均時薪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不久後,美國聖路易斯市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布勒特(James Bullard)甚至預測,美國第二季國民生產總值將下跌一半,失業率更會飆升至30%,比1929年華爾街大崩盤導致經濟大蕭條的25%失業率高出五個百分點;他同樣呼籲,當局必須採取強而有力的財政措施應對,以彌補第二季可能損失的2.5萬億美元收入。說時遲那時快,數天後,美國勞工部公布3月15日至21日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竟比前一周暴升逾十倍至328萬人,遠高於預期的170萬人,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美國財長姆努欽向國會提交刺激經濟方案時已強調如果政府再不出手干預,疫情或導致美國失業率飇升至20%。(資料圖片/路透社)

「如果中國不能重複其在2007至2008年的角色,那麼擺脫當前經濟危機的負擔現在就轉移到美國身上,這是一個終極諷刺:唯一在經濟和政治上有效的政策,遠比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政策都更社會主義,而這些救援計劃必須在特朗普的支持下啟動,想必是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號之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早前撰文評論《新冠肺炎蔓延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已預視「逆新自由主義潮流而上的大規模政府干預」的出現,但他斷言,這將要求美國把整個經濟社會化,而不會被冠以社會主義之名。

其實,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也出現過一場沒有被冠社會主義之名的大干預,儘管它充滿了社會主義的色彩——1933年用來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的「羅斯福新政」。在銀行倒閉、企業破產、生產停頓、全國有1,300萬人失業的情況下,坐擁雄厚財政資本的時任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採取了融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職能的經濟政策,前者包括調整預算減少赤字、由國家出資建立存款保險公司以防擠提、取消金本位貨幣政策使貨幣流通不受黃金儲備限制、審核銀行經營狀況並發放合格證明,以及建立一系列規範監管證券和金融市場的制度,後者則有興建大量公共工程以吸收多餘勞動力、建立失業救濟金和養老保險金等社會福利制度、設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來提升其消費能力、推行累進所得稅並加徵遺產稅、要求企業申報生產規模等——全和都《共產主義原理》有相似之處。

「羅斯福新政」不但令美國克服經濟危機、造就長期經濟增長,也為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提供了現實基礎;不過,儘管政府擴大了權力、加大了開支,卻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在非緊急情況下,如何使富有的政府察覺到苦苦求存的百姓?又如何使那些巨大的自然財富和令人吃驚的生產潛能,得以造福所有美國人?簡言之,就是如何讓普羅大眾直接分享國家的發展紅利和經濟援助,而不讓既得利益者從中剝奪並累積資本。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罷,不管是小羅斯福或者特朗普,都無法避答這一大考題。

新冠肺炎美國疫情:芝加哥3月28日出現全國首宗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關的嬰兒死亡個案。圖為3月28日,芝加哥路邊一個鼓勵人留在家中的告示。(美聯社)

黎民陷水火 豈可拘泥姓資姓社

無獨有偶,為抗擊新冠肺炎帶來的經濟危機,歐洲多個資本主義國家也紛紛採取前所未見的干預政策。以英國為例,不但將向各行業商戶提供價值3,300億英鎊(等於英國GDP的15%)的貸款,幫助商界支付租金、工資和供貨,更下令所有酒吧、餐館、電影院、劇院、健身中心、遊樂場、夜總會等餐飲娛樂行業暫停營業,而政府將為因病毒疫情無法工作的僱員支付八成的工資,每月最多更可達2,500英鎊的全民基本收入,讓民眾不用工作也可以維持基本生計。換言之,英國政府也將直接為勞工階層支付薪酬;而這史無前例的經濟舉措,出自保守黨現任首相約翰遜之手,也很耐人尋味——作為新自由主義「堅決擁護者」的保守黨,自七十年代戴卓爾夫人出任黨魁並連任首相後,便盡量減少國家干預、高舉自由市場,更透過私有化公營企業和削減公共開支,終止了國家福利概念,把窮人以「值得幫的」和「不值得幫的」作區分,將社會保障和福利工作由集體改為私人個體承擔;時至今日,在疫情衝擊下,保守黨也不得不「違反」自由教條,出手提供薪金補貼,以防英國失業率倍增至8%。

與英國相比較少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束縛的其他歐洲國家也推出了同類政策。丹麥宣布為財困且同意不解僱員工的私人企業支付最多75%薪金;愛爾蘭正研究推出類似措施,允許僱主為暫時失業勞工申請每周203歐元補貼的現行方案下,進一步為僱員支付75%薪金;法國則擴大「部份失業津貼」計劃,允許暫時被解僱的勞工申領最多相當於84%工資的津貼,僱主渡過危機後須繼續聘請他們。

由政府為勞工支薪的措施似乎有違自由放任原則,甚至是背離「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然而,危難當前,若要拘泥於意識形態而犧牲國民利益,肯定不是有為政府的應有之義。再者,所謂「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之爭,早也演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博弈,而經此一「疫」,相信秉承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也深有體會,單靠市場力量根本難以領導抗疫工作,更無法順其自然地克服經濟難關,故該出手時就要出手、應融合時就要融合。

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拖累,本港飲食業生意慘淡。(資料圖片/黃寶瑩攝)

可惜,被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自由經濟堡壘」的香港卻一直被這標籤纏繞得不能自拔,更因而誤讀「一國兩制」,以為「五十年不變」是指需僵化而教條地維持着現行的資本主義,且「不容變革」,故自回歸以來從沒就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提出任何檢討甚至改革的思考,令香港陷入今天的結構困局,使資源向既得利益集團嚴重傾斜,形成了世界上最腐敗、最扭曲的資本主義——首先,不論管治團隊、從政人士或主流民意,都錯誤認識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甚至無視香港已進入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故未能提出相應的產業和分配政策,不是糾結於「自由市場」,就是為姓「資」姓「社」而爭論不休;其次,從根本誤解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像永遠只為極少數既得利益階層服務,無法履行保護社會大多數的基本責任;最後,對「一國兩制」、「區域發展」及「全球發展」的理解,死抱淺窄的二元思維,往往只看到「危機」、堅持「對立」,繼而閉門造車,坐吃山空,不懂「變通」、不知「協作」、不識「融合」,從而錯過多方共贏。

更慘的是,平時深陷被意識形態漩渦、不斷蹉跎歲月而未有任何結構改革的香港,面對突發的公共衞生及全球經濟危機,似乎也未覺醒必須改革資本主義,不管是前期的口罩短缺,抑或後期的抗疫基金,全都堅守自由放任政策,既不出手增加供應或穩定價格,也不設立失業援助金直接保障打工仔,而是繼續迷信「滴漏效應」、相信「香港有良僱主多,無良僱主不多」、認為只要大灑金錢「撐住企業」就可間接「保住就業」,卻愈發偏離了資源分配所應秉持的公平正義,要平民百姓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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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30日)《英美忽然「共產」  香港還在死守「自由放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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