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潮精英創造的香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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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將出現歷史性的「元老級」對決,由年近78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挑戰爭取連任共和黨人特朗普。無論誰當選,均將成為在任時年紀最大的美國總統。到了2022年換屆時,習近平和林鄭月娥才分別只有69和65歲,相比之下,便顯得年輕!

撰文︰鄒崇銘

早前在電視上看見久違了的奧巴馬,嘲諷特朗普對抗新冠肺炎的表現。儘管已白髮蒼蒼,看來垂垂老矣,但千萬不要忘記,他現在還不到59歲,較拜登年輕了近二十年!奧巴馬亦是在可見的未來,唯一在1960年後出生的美國總統。

每當談及不同世代的政府領導人,我都不禁想起郝伊(Neil Howe)和史特勞斯(William Strauss)的《第四轉向》(The Fourth Turning)一書,意指美國自1776年立國,相隔大約每八十年,便會出現一次較大、影響一段時期的危機,前三次危機分別是獨立運動(1770年代)、南北戰爭(1850年代)和大蕭條/二次大戰(1930年代)。根據他們的理論,最新一次危機當數金融海嘯(2010年代)。因此,作者稱這個時代為「第四轉向」。

年近78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圖),挑戰爭取連任共和黨人特朗普。(美聯社)

與此同時,約隔二十年便有新世代出現,八十年剛好亦是四個世代的統治周期。他們依次是體制的創建者、跟隨者、造反派和修補者。毫無疑問,當代美國體制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二戰前後創建,到六十年代由跟隨者(如詹森、尼克遜)所繼承,但已被新生的造反派所質疑。自八十年代起社會分化愈益嚴重,最終在二十一世紀醞釀徹底打破舊制度的危機。

根據《第四轉向》的分析,造反派和創建者才是扭轉歷史命運的主角,跟隨者和修補者只能算是歷史的配角。當代的造反派便是嬰兒潮世代(四五十年代出生),成長於物質豐碩的繁榮盛世,卻扮演着批判和破壞的角色,有着非一般的夢想和抱負,引導社會秩序推倒重來。相反六七十年代出生的X世代,一輩子均活在嬰兒潮的陰影下,僅能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而已。

按照作者的思路,拜登和特朗普均屬造反派,奧巴馬則僅屬修補者—後者無論表現如何卓越,均無法力挽狂瀾,最多只能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

換上香港的情況,正如大家已討論多年的「世代論」,每八十年一個轉向的理論仍大至適用。與美國的情況相類似,香港的政治經濟命脈仍是由嬰兒潮精英所主導,X世代幾乎沒有任何角色可言。至於八九十年代出生的Y世代—不少亦是嬰兒潮世代的子女,則擔當着抗衡當權者的最主要力量。

香港的政治經濟命脈由嬰兒潮精英主導,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則擔當着抗衡當權者的主要力量。(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由於經濟起飛和急速的社會蛻變,嬰兒潮精英早於三四十年前已嶄露頭角。若以人口金字塔的形狀來判斷,他們既是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亦絕對是最人多勢眾的一代。在二戰後貧窮艱難的日子,不少人均有過「一家八口一張床」的體驗。但集體向上流動的共同經歷,亦令他們很快走出「屋邨仔」的歲月,八十年代由林振強填詞的《白金升降機》一曲,便最能捕捉那種意氣風發的時代情懷。

儘管嬰兒潮精英能夠極速上位,但大多數卻並非白手興家的企業家。與早前世代的創建者(例如剛過世的何鴻燊先生)不同,他們缺少了那種盛氣凌人的架勢。隨着教育機會的開放和普及,他們有機會獲得最上乘的殖民地培訓。政府和企業官僚架構的急速膨脹,則造就了不少體制內晉升的機會,令他們變成不折不扣的「組織人」(organisational man,套用戰後美國學者William Whyte的術語)。嬰兒潮精英最大的優點,莫過於極富(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團隊合作精神,能中規中矩地完成上級指派的一切任務。

嬰兒潮精英雖在港英年代已初嘗好處,卻始終未達他們的人生頂峰。那時,他們只是唯命是從的技術專才,回歸後才得到真正當家作主的良機。因此嬰兒潮精英總是希望「搞搞新意思」(1991年《皇后大道東》林夕歌詞),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並不甘心。就像《戲夢巴黎》(2003年貝托魯奇電影)中的夢想者,他們仍然充滿青春的夢想,要陪伴着香港走完—哪怕是這座《玻璃之城》(1998年張婉婷電影)的最後一抹光輝之路。

剛過世的李鵬飛先生,勇於擔當商界從政的第一人。(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不得不提剛過世的李鵬飛先生,勇於擔當商界從政的第一人,通過自身努力來捍衛既得利益,但亦只能說走得太前,難免一直鬱鬱不得志。置身政府內部的陳方安生也不遑多讓,處處與老闆大唱反調。梁錦松就更不用說,在推動教育改革和出任財政司長時,一點都不像官僚體系的人物。後來才發現是我眼淺,和特朗普式人物梁振英相比,陳太和梁錦松顯得相當溫和—但直到2019年6月後,大家肯定都已看傻了眼—原來最徹徹底底的終極造反派,名叫林鄭月娥,不消一會,把香港既有體制和核心價值,悉數打個稀巴爛。

不過,這還未到達劇情的高潮。真正令人大開眼界的是90%以上的嬰兒潮精英,在造反之餘,仍不忘紀律;在革命之際,仍充滿着團隊精神,將兩種看似矛盾的價值完美地糅合起來。

只要看看鋪天蓋地而來的《國安法》浪潮,說什麼貫徹「一國兩制」原則,說什麼沒有違反《基本法》精神。宣傳隊型竟能如此整齊一致,彷彿聽見紅衛兵在叫口號似的—也難怪他們會如此一世好運,從20、30歲極速上位,到70、80歲仍能充分發揮餘溫餘熱。

相比之下,在《第四轉向》中談及的Y世代,乃是美國未來體制的創建者,或稱新建制派。他們現在還40歲不到,但將是未來十至二十年全新體系的奠基人。他們一出生便接觸資訊科技,大概亦會是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基礎的創建者。他們成長於充滿危機的時代,早已飽受世途險惡的歷煉,卻是構建全新宏圖的骨幹人物。

(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至於香港的「Y世代—創建者」呢?他們同樣自幼活在互聯網世界,但顯然仍未找到有效的組織方式,展示未來香港的可能藍圖。他們只能通過社交媒體的網絡動員,零星落索地與當權者進行游擊戰。和訓練有素的嬰兒潮精英團隊相比,他們難免顯得一盤散沙,暫時根本難成氣候。

四十多年前的嬰兒潮精英,也曾有過少年輕狂的學運「火紅年代」,與港英政府作過激烈的對抗,卻無阻他們急速走進建制,成為藏身於體制內的造反派。四十多年後的Y世代(以至Z世代),由於社會流動的速度大減,已難有晉身政務官行列的機會。但可以肯定,他們仍將是未來香港全新體制的創建者—唯一需具備的條件是:假如香港仍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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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1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日)《嬰兒潮精英創造的香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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