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波一周年|香港生了一場黃藍對立的「顏色政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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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風波」引爆一周年,可謂一言難盡,難在難以啟齒。因為昔日繽紛多彩、包容多元的香港,被撕扯得只剩下一種顏色、只容得下一種聲音、甚至只相信一種價值——披上「民主自由」外衣的「政治正確」;而只要你沒把自己標記為「黃絲」,沒去示威現場吸過催淚煙,沒對暴力衝擊表示「同情」和「理解」,沒有持之以恆地光顧「黃色經濟圈」,沒在社交媒體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黑警死全家」、「林鄭落地獄」等等口號,你好像就不是所謂的「真香港人」,也就沒有資格說點什麼。

有人會反駁說,不,香港除了「黃色」,還有「藍色」。這是自2014年佔領行動開始的「政治敵我二分法」,支持佔領者自稱「黃絲」,支持警察執法則稱為「藍絲」;遺憾是,79天的佔領行動結束後,經過短短五年的休養生息,就迎來把香港折騰得遍體鱗傷的「反修例風波」。更慘的是,那道以「顏色政治」撕裂群體的傷痕,不但沒有癒合,甚至已經發炎化膿,導致「政治病菌」深入骨髓——以前的以前有很多人「討厭政治」,如今有更多人熱衷用顏色來政治化自己,甚至強迫別人也要作出這樣的政治選擇。

對。單從去年底那場乘着「反修例」之勢、鼓動選民以政治立場選擇從事民生服務的區議員的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來看,泛民和建制的得票比例是58:42——若把兩大陣營簡單地以「黃藍」區分,香港除了有六成「黃絲」,的確還有四成「藍絲」。不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的輿論場中,幾乎都是「黃絲」當道,極少人會大方承認自己是「藍絲」,以免被取笑或蔑視。

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的輿論場中,幾乎都是「黃絲」當道,極少人會大方承認自己是「藍絲」,以免被取笑或蔑視。(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黃藍」基因相似 
迫使社會走向極端

因為在「黃絲」鋪天蓋地的文宣裏,「藍絲」被描繪成具備十大特質的「廢佬」,包括不能理解略為複雜的問題、無求真精神、無同理心、無正義感、只看表面、無同情心、逼人認同、自私、自卑、自大,而「黃絲」則被美化為支持民主、嚮往自由、追求公義、明辨是非、深思熟慮、勇敢無畏的「英雄」。儘管「藍絲」也曾試圖把「黃絲」塑造成被教唆、被收買、被煽惑的「廢青」,但始終無法成為主流論述,更加未能洗刷自己被醜化的刻板形象。畢竟,除卻傳播技巧上的不濟,試問,有誰敢說「價值追求」不是個好東西?

有趣的是,雖然「黃藍」在政見上南轅北轍,但骨子裏的基因卻極為相似。他們都吹捧「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但又都喜歡憑立場論是非,以為自己就是正義本身,只要「非我顏色,必是壞人」,定要惡言詛咒一番;他們嘴巴上喊着「追求真相」,卻故意捏造、瘋傳,甚至糾纏大量用來打擊對方陣營的假消息,所以直到今天還有人「相信」有年輕少女為「勇武派」提供免費性服務,也有人定期到港鐵太子站外「拜祭」據說在「831事件」被警察打死的「義士」,但兩者同樣道聽途說而毫無證據;他們自稱「理性」,實際上卻「幫親不幫理」,眼睛裏永遠只看到對家的惡行而無視自己的罪孽,所以「黃絲」可以對肆意破壞的激進示威者展現「核爆都唔割席」的理解和包容,而「藍絲」也可以支持甚至讚揚無差別襲擊路人的白衣人。

「黃藍」喊打喊殺地鬥了一年,整個香港都圍繞著政治問題空轉,但社會不但沒有更民主更進步,很多亟待解決的經濟和民生問題反而被擱置,令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無法實現,甚至迫使香港走向極端,充斥仇恨和偏見,流於盲動和民粹。人們也不是完全沒有疑問——「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了?香港法治到底死了沒有?哪天不是最黑暗的一天?大家真的要「攬炒」嗎?極端暴力完全沒有問題嗎?誰去可憐那些無辜受影響的人?可是,這一句句明明壓在心底、卻被雙方視為「政治不正確」的真話,已從一開始的「不敢說」,變得愈來愈「不能說」、「不好說」;然後,大家繼續在各自的同溫層當中圍爐取暖、同仇敵愾、自欺欺人。

有人定期到港鐵太子站外「拜祭」據說在「831事件」被警察打死的「義士」。(曾梓洋攝)

陷入「群體無意識」 
「高尚」也蓋不住非理性

這種「群體極化」的現象,像極了1895年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在出版的著作《烏合之眾》(The Crowd)中提到的「群體無意識」。他在書中解釋,「個人」本是有意識的,擁有智力、邏輯和推理能力,可以作出理性的決定,並為此承擔道德責任;但是,這種「有意識」只佔據個人大腦的一小部份,所以人在一般情況下,很容易受情感、本能和慾望所驅動,從而跟着感覺走。問題是,一旦把「個人」放到「群體」之中,不但會令智商嚴重降低,他甚至會為了獲得自身的安全感和群體的認同感,而拋棄理性判斷的善惡對錯,變得隨波逐流;再者,由於「個人」不再需要獨立擔責,便可藉「群體」之名盡情宣洩野蠻本性,所以「群體」所追求的從來不是理性,而是盲從、偏執、殘忍和狂熱,而他們所渴求的真相,往往也並不是「事情的真相」,而只是「群體想要的真相」,只要有人能夠滿足大家的幻想,就可以成為他們的領袖,至於那些不合心意的理據,通常會被置若罔聞。

「個人」就這樣慢慢失去了「自我」,而「群體」則出現排外化、極端化、情緒化及低智化等特點,陷入根本無法辨別是非、未能判斷真偽的「群體無意識」狀態,成為「烏合之眾」。

無可否認,「烏合之眾」的出現,有時的確可以推動社會改革,但有時又會帶來極大災難。以巴黎1792年的「九月屠殺」為例,時值法國大革命期間,激進的「雅各賓派」在8月9日發起暴動,並罷黜了巴黎市長維爾納夫,國王路易十六也要逃到立法議會尋求庇護,變相由武裝力量主導法國政府,迅速推行普及選舉、平民武裝、全面廢除貴族特權、拍賣流亡份子資產等民主化改革;隨後普魯士軍隊入侵法國,當法國軍隊離開巴黎應戰時,坊間普遍流傳一個消息,指反法聯盟和保皇黨將會突襲巴黎,而後者更計劃釋放囚犯以壯大軍隊,於是,激進份子旋即呼籲群眾要「先發制人」殺掉囚犯,掀起為期五天的殺戮風潮,結果,有至少1,200名囚犯被處決,隨後更有不少城市紛紛仿效巴黎進行大屠殺,死傷慘重。

勒龐說,那些「烏合之眾」受愛國主義驅動,自以為正義而放棄理性,肆意殘殺囚犯。諷刺的是,他們並非毫無「道德」可言,例如在處決貴族囚犯時,竟然還能堅守「Lady First」原則,把觀看席前排座位讓給女士們,還會把被處決者的財物攤開放在桌上,以示自己的清廉。可是,不管再怎麼有「道德」,也無法掩蓋屠殺的「無意識」和「非理性」。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香港?(資料圖片)

只以政見論是非 
不敢喚醒裝睡人

經歷過「反修例風波」,再回望二百多年前的一幕幕,難免有種時空錯亂的感覺。例如去年7月1日晚上,激進示威者以「捍衛法治」為名,去衝擊負責制定法律的立法會,最終以鐵枝撬開捲閘強行進入立法會大樓後,大肆破壞立法會各項設備,令大樓損失嚴重,要耗資半億元維修;當他們以鐵籠車撞破立法會圖書館玻璃、亂灑檔案室機密文件後,竟因有人突然貼上「保護圖書,不可破壞」的告示牌,令圖書館大致完好無缺;而當他們打翻立法會餐廳的枱櫈、亂丟冰箱內的食材又拿取數十包飲品後,竟又留下數百元,並以紙筆留言稱「我們不是賊人,不會不問自取」——這本身已令人嗤之以鼻,更可笑的是,向來站在道德高地的民主派,不但不敢指摘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甚至盛讚他們「自發保護圖書文物」。

那無疑為激烈衝擊的標準開了個壞透了的先例。以至於,後來警察強力執法而示威者亦把暴力升級,周而復始地「裝修」所謂「藍店」和中資店舖,又接連不斷地出現火燒「藍絲」、「私了」異見人士、阻礙地鐵逼人罷工,甚至在衝突中亂拋磚頭導致七旬清潔工頭部受創死亡等等大幅超越普遍香港人道德底線的不公不義事件時,曾經自認為「和理非」的「泛民大黨」如民主黨和公民黨,卻都像鼠輩一樣躲在「政治正確」的謊言背後,甘心被激進勢力牽着鼻子走,只把責任推卸給政府一方,企圖以「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是你(政府)教我和平示威沒有用」等藉口合理化衝擊行為;而大多數「和理非」也不敢對那些極端破壞直斥其非,甚至對暴力份子「心存愧疚」,「感謝」他們挺身而出為自己出了口惡氣,所以也樂於回饋一些「支持攬炒」、「齊上齊落」的精神慰藉,繼續在螢光幕前搖旗吶喊。

暴力程度屢創新高,那些原本銳意要喚醒社會的年輕人們,卻被推向了由群體共同製造出來的想像和亢奮當中,成了大家最不願意看到的「烏合之眾」,甚至帶着群體一起深陷「群體無意識」當中,等待着《國王的新衣》那個勇敢小孩的喚醒。可惜,誰都沒有那種擔當和勇氣,因為沒有人願意承認「民主並不一定是好東西」、也沒有人願意面對「『政治正確』並不永遠正確」,又或者,裝睡的人根本就不願意被叫醒,而是美美地做着「特朗普救港」和「港台命運共同體」的春秋大夢,不但把香港推進「中美對決」這盤百年未見之大局,甚至樂意成為美國的棋子,呼喚當局「真攬炒」。問題是,眼見香港病入膏肓,作為「反修例風波」始作俑者的特區政府,從頭到尾都束手無策,連最基本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遲遲不敢拍板。

以至於,當暴力衝擊嚴重打擊本港旅遊及消費行業,令去年第三和第四季經濟按年收縮2.8%和2.9%,導致大量從事零售、飲食、酒店等行業的低技術勞工面臨被解僱的風險時,示威者們仍然披着英雄戰衣,大言不慚地高呼「攬炒沒有什麼大不了」、「錢沒有了可以再賺」,卻沒有人批評他們罔顧他人利益,也沒有人提醒他們正在把香港推向無底深淵。

香港回歸22周年,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行動升級,以鐵枝及鐵籠車等工具,撞破立法會的玻璃幕門,闖入及佔領立法會大樓,並大肆破壞。示威者進入會議廳,將主席位置上的區徽噴黑,並宣讀由網民自發撰寫的《七一宣言》。(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群體」走不出「政治病」 
香港還要折騰到幾時?

儘管人人都說「自由價更高」、個個想學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卻叫大家認清「生命更可貴」、「要為五斗米折腰」的現實——從疫情初發到高發時期,激進行動一度消退,不過,「無意識」的群體並沒有走出「政治病」。

抗疫初期,藉「反修例」新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為期五天、聲稱有9,000人參與的「醫護罷工」,以此政治炒作要求「全面封關」,但實質只針對內地人,而非所有入境者。後來「歌神」許冠傑久休復出舉辦免費網上演唱會為香港人打氣,竟也因為特首林鄭月娥自發為其宣傳,以及其兄長許冠文的廣東政協背景,被新世代扣上「藍絲」帽子,甚至批評他是「上一代的產物」,揚言香港已經無法「拋開區分求共對」。

至於乘「反修例」之勢橫掃逾八成區議會議席的泛民主派,也繼續以政治掛帥,不斷在區議會發起無聊又越權的動議,例如要求林鄭月娥率領官員前往武漢視察、要求立法會否決警隊撥款等等,完全偏離區議會主理民生事宜的職能;還有區議員在聯合辦事處外張貼「藍絲與狗不得內進」的告示,公然以政治光譜區分服務群體,但以「公義」自居的「黃絲」卻不聞不問。

而上演了近七個月的立法會「內會停擺風波」,也任由以公民黨郭榮鏗為首的泛民主派藉「守護公義」之名「玩弄程序」,導致14項法案及80多項附屬法例未能獲得跟進,卻沒有「黃絲」抨擊其損人害己,徒勞無功,最終迫使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剪布」;但當恢復積壓已久的《國歌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時,泛民仍然沉醉在潑肥料、扔臭物、撒文件等遠超文明底線的「政治表演」當中,確實令全香港一嘗「議員腐爛」、「遺臭萬年」的滋味——遺憾是,「和理非」竟然失語。

早前審議《國歌條例草案》時,朱凱廸在會內擲臭味液體,會議一度暫停。(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後記

「反修例」過後,中央開始重整「積極治港」方略,「夏駱新局」打響頭炮,隨之而來的是香港人害怕且逃避了十七年的「國家安全法」,而且是「加強版」的中央直接立法實施。有人說,它是一劑「毒藥」,會令「一國兩制」必死無疑,但也有人認為,它是這場「顏色政治病」的「猛藥」,能讓香港回歸現實和理性,不讓「攬炒」成為自我實現的政治預言。

「藥性」和「藥效」實際如何,有待驗證。而經歷了一整年的折騰,很多香港人當下最單純的願望,或許就像「棟篤笑」始祖黃子華兩年前在告別作《金盆𠺘口》中的開場白那樣——「今時今日做人,要色盲先得,黑白藍黃我都唔識分。」

反修例風波一周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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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8日)《反修例風波一周年 香港生了一場「顏色政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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