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飛正傳》三十周年祭 再談「冇腳的雀仔」的追尋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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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有機會第三次進戲院,再次在大銀幕上看《阿飛正傳》(在電視看,已數不清有多少次)。但因為遲了一班火車,趕不及入場。哪知就連僅有的場次也錯過了。

說的是《阿飛正傳》三十周年紀念放映。電影原是在1990年12月的聖誕檔期上畫,其實現在只過了二十九年六個月。說三十周年仍為時尚早。

說的也是三十年前最初上畫時。當時,我走進戲院看了兩次(均是在早已消失的UA沙田),當然也知道觀眾普遍的反應,乃割櫈、講粗口、叫回水、看了半粒鐘便離場的故事。也許只能怪我扮前衛、偽文青吧,但說得白點,同樣是一種不合時宜。

十多年前,我在〈從放浪少年到哀樂中年:《阿飛正傳》.《花樣年華》.香港十年〉(見《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已從正集、續集的角度,寫過《阿飛正傳》和《花樣年華》的比較,主要是從香港政治經濟蛻變的宏觀視角討論。到了今天,翻查一下眾多的中文評論,採用這種角度的仍是極少數,反而英文評論則相對較多。

《阿飛正傳》講的都是追尋和失落的母題,特別是對已逝或將逝事物的眷戀。(《阿飛正傳》劇照)

就正如王家衛的所有電影,特別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三部曲(還有一部是《2046》),講的都是追尋和失落的母題,特別是對已逝或將逝事物的眷戀,那份追悔莫及與哀愁,以及時不我與的慨嘆。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甚至用上「重複的電影世界」(Cinema of Repetition)來形容,指出時空的流逝和失落的情懷,在所有王家衛電影中不斷重現,彷彿只是同一齣電影的無限輪迴。

評論者更多從個人感懷、特別是感情錯失的角度,去理解王家衛創造的這個世界,也就是電影正面陳述的世界。但始終較少把它放進更宏大的歷史脈絡(儘管隱晦但仍異常鮮明),窺探電影背後埋藏着的政治經濟視野。

玩世不恭的二世祖

電影的前半部,大量情節都放在張國榮飾演的旭仔/阿飛放浪青春、浪費生命上。具體表現是消費與蘇麗珍和Mimi的感情,大量文藝腔對白,只是源於溝女的需要。若說這只是王晶《精裝追女仔》的「精裝版」,兩者皆屬港產片黃金時代的代表作,又有何不可?

張國榮飾演的旭仔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同樣是玩弄女性的主要條件。(《阿飛正傳》劇照)

除了以青春作為本錢之外,旭仔還真擁有真金白銀的本錢。消費感情固然有賴經濟基礎,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同樣是玩弄女性的主要條件。相比之下,劉德華飾演的警察即使想溝女,也只能在行beat時進行,生計才是他先決考慮的事情。揮金如土、玩世不恭的二世祖,正是作為「阿飛」的主要標誌。

旭仔屬於「後物質主義」的一代嗎?在相當程度上亦是。在物質豐盛的基礎上,才有餘裕追尋別的目標、更高的人生價值。但諷刺地,物慾表象的背面卻只有一片蒼涼,僅剩的只有心靈的空虛和迷惘,找不到任何渴求的方向和意義—於是旭仔盡把寄託放在尋找生母之上,但亦只能宿命地構成了幻滅的泉源。

旭仔屬於「後物質主義」的一代嗎?(《阿飛正傳》劇照)

沒有身份的私生子

經濟上的揮霍,只能算是《阿飛正傳》的副題。到了電影的後半部,對身份的迷惘和困惑,飄泊和無根的鬱結,才是正式登場的主題。具體表現是生母交託旭仔給養母,但自始至終卻不願意認他。儘管電影中沒有明言,那大概是某種私生子、不被承認的身份。那正是作為「阿飛」的另一個主要標誌。

其中不無荒誕感的是養母講的是上海話,想當然旭仔的出生地是上海。但他卻跑到菲律賓尋親去了,生母更不似有半點華人血統,看來是個住在大莊園的貴族。然而,生母不肯認他,他便要弄假護照去美國,最終卻「無厘頭」地客死異鄉……這種身份和歸屬上的迷亂,說白了亦是政治上的迷亂和焦慮。這是《阿飛正傳》那份孤獨感和頹廢感的真正泉源。

正如阿巴斯在早期的經典論述中指出,儘管《阿飛正傳》與1955年的占士甸電影同名,但前者的英文翻譯「Days of Being Wild」似比「Rebel without a Cause」,更能表達那種反叛、不羈和渴望無拘無束,而非什麼有意義的起義或反抗。旭仔處處表現出自信、自主和「獨立」,但實際上,那只是欠缺歸屬感和安全感的條件反射,自尊太強只是極度自卑的表現。這在生母不肯認他之後,便頭也不回、故作堅強地離去的一刻,表現得最清楚不過。

電影的後半部,旭仔對身份的迷惘和困惑,飄泊和無根的鬱結,才是正式登場的主題。(《阿飛正傳》劇照)

流徙的貴族和庶民

十年前,我在紀念《阿飛正傳》二十周年的文章《光影中的四代人:從王家衛到彭浩翔》(見《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中提及:「一直以來香港本土意識的建構,無奈均只能依賴與國族意識的對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糾纏不清。旭仔畢生沉溺於生母、養母的情結中,難以自拔。難道香港人的尋根之旅,本來就是一齣虐人自虐的殘酷物語?」假如在養母蔭庇下,香港是旭仔成長「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則菲律賓大概亦宿命地,必然是他「生錯的地方、找錯的地方」。

物慾/經濟上的揮霍,身份/政治上的迷亂,兩者結合,才真正構成了「阿飛」的基因。想到這一點,我禁不住要編造一個新的名詞:「流徙的貴族」(aristocrat diaspora)—在電影中,則被形象地稱為「冇腳的雀仔」。

旭仔那份宿命的頹廢和憂鬱,則滲透着我見猶憐的神奇魅力,精緻易碎得叫人心痛。(《阿飛正傳》劇照)

儘管沒有道明,但經濟和政治上的落差,豐盛和缺失的交纏,「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對比,正是「阿飛」作為一個問題的根源。這種巨大的反差和對比,帶來強烈的迷亂和焦慮,並構成其病態的人格,以及無可救藥的悲劇人生—香港常見的豪門大家族,妻妾成群、分很多房的那種,難道此等現象還罕見?

劉德華的「毅進仔」則是旭仔的反面。雖然他心裏似乎也埋藏着一個「阿飛」,不當警察還是跑了去行船,尋找一個不知想要尋找的什麼。但畢竟「搵食」仍是他最迫切的事情,對旭仔的放蕩不羈難以認同,更不甘願陪他去同黑幫「攬炒」。相比之下,儘管旭仔已經千金散盡,窮途末路,只是劉德華「在唐人街撿回來的酒鬼垃圾」,卻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的生存、自尊和自戀,展露出一絲懷疑。

大概亦正是這種貴族的傲慢和雍容,讓「阿飛」變得如此令人神往,可望而不可即(並且受盡女孩的傾慕,不在話下)。他那份宿命的頹廢和憂鬱,則滲透着我見猶憐的神奇魅力,精緻易碎得叫人心痛—而恰巧,竟都能在早逝的張國榮身上找到。至於劉德華,則無論如何努力地演出,也無法掩蓋他的大明星氣場,去捕捉那份「毅進仔」的神韻—而從此,他亦再沒有在王家衛的電影中出現過。

劉德華最後不當警察,反而跑了去行船,他心裏似乎也埋藏着一個「阿飛」。(《阿飛正傳》劇照)

從未出過場的賭徒

在《阿飛正傳》的末端,梁朝偉以賭徒的形象登場,不多不少,只有2分19秒,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的一大懸案。其實不用多加猜想,那顯然只是《阿飛正傳》續集的預告,提早介紹下一位男主角出場而已。只因電影虧損過於巨大,再沒有人願意投資,以至堪稱續集的《花樣年華》,要等到十年後才面世。

賭徒雖然只是照照鏡、梳梳頭,然後便沒有了下文。但那種朝生暮死、玩世不恭的姿態,卻和前半部的旭仔緊密呼應,彷彿是一體兩面。儘管只是住在九龍城寨的閣樓,看來早已家道中落,左支右絀;但「夜蒲」仍是生活的必需品,儀容裝扮絕對不能馬虎;傲慢和自戀仍如出一轍,貴族的氣質完全沒有被磨滅。

然而,不無反諷的是,當十年後梁朝偉以周慕雲的形象再次出現時,他已不再構成另一個「阿飛」,反而是對「阿飛」身份的徹底顛覆。正如我在二十年前的文章已指出:「迂腐、拘謹、怕事、要面子,思想上開放,行動上保守。《花樣年華》會否只是把步入中年的『阿飛』,更具體赤裸地呈現出來?……中產階級曾幾何時是社會進步的先驅,並在大時代的洪流中不斷迷失,然後又再上路。而現在,俱往矣!周慕雲同時讓我聯想到的,竟是民主派的議員們。」因此,或許可以說,賭徒根本從沒有出過場,或者其實一出場已經死了。

梁朝偉以周慕雲的形象在《花樣年華》出現,不再是「阿飛」,反而是對「阿飛」身份的徹底顛覆。(《花樣年華》劇照)

葉問屬流徙的貴族

自《阿飛正傳》之後,「流徙」的主題—即使從實質地理空間的角度而言,皆幾乎覆蓋王家衛的所有電影。《花樣年華》從香港出發,去了新加坡和柬埔寨,《重慶森林》去了加州,《春光乍洩》去了阿根廷,《2046》去了未知的科幻空間……唯一的例外是2013年的《一代宗師》,「流徙」的路徑倒轉了過來—出發點是佛山,目的地是香港。

在《一代宗師》中,梁朝偉已化身成「阿飛」的上一代—二戰後南來的大陸移民。大概亦是隨着王家衛的年紀漸長,相對於以往年少氣盛時的電影,《一代宗師》少了一份執着,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點無奈,多了一點豁達;少了一種遺憾,多了一種解脫。

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強求存等於故步自封。電影中葉問胸懷的乃是「天下」,只是在歷史的洪流和宿命下,才勉強流落到化外的香港,並開創了另一片新武術天地。和一眾「阿飛」的心態截然不同,他能夠安貧樂道、甘於平淡,願意在這座南方小城落葉歸根。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人雖敵不過歷史洪流,但刀卻可以藏在鞘裏。

《一代宗師》的葉問告別了叱咤一時的風雲歲月,最終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的容身之地。(《一代宗師》劇照)

人不辭路,虎不辭山。葉問雖說是「縮骨冇品的廣東佬」,但更是流徙的貴族。在他身上,不但可看到一身絕技,更可看到一代宗師的氣度和風範。寧可一思進,莫在一思停。只有眼前路,再無身後身。即使脫離了「40歲前不愁衣食的春天」,那曾經叱咤一時的風雲歲月,總能找到一片安身立命的容身之地。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而現在,俱往矣!在已經變得奢華和揮霍的香港,已再難找到那一代人特有的貴族氣質。

永不會退場的土豪

執筆至此,大概是時候把目光轉向當下香港,以反襯《阿飛正傳》作為政治預言,早在三十年前所展露的驚人洞察力和預見力。但腦海中忽然閃出來的,卻竟是一名近月才認識的中坑。雖然和王家衛的年紀差不多,卻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屋邨打架打大,讀書不多但白手興家,還帶有幾分暴發戶架勢的那種。

在香港人的群像之中,那種人大概永遠也不會明白,什麼是搵食以外的世界,更不可能知道什麼是「貴族的傲慢」。對於那種人來說,有奶便是娘,哪管你是生娘抑或養娘;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哪管你是白貓黑貓。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因此稱為「土豪」實不為過。炒樓正是致富的主要途徑,因此對他們來說,香港人還需要尋找什麼身份?有樓自然就會有身份!提倡「收成期論」的陳健波,豈能不是其中的表表者?

經濟和政治上的落差,豐盛和缺失的交纏,「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對比,正是「阿飛」作為一個問題的根源。(《阿飛正傳》劇照)

相反,含着金鎖匙出生的,自小由工人照顧、三餐無憂的,才會渴望反思人生、追求人生。他們或許仍活在溫室之中,繼續享受着父母的餘蔭;或許在金融風暴時已家道中落,卻也無法再放下身段、隨波逐流。他們總是超脫於世俗,「見到金都唔識執」;他們總是另有懷抱,「生活在別處」;他們的目光總是和旭仔一樣,凝望着那空洞、遙遠和未知的將來。

然而,在土豪的主場中,他們竟找不到半點容身之地。對土豪來說,唯一重要的是維持「正常」生活;但對他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逃出「正常」生活。大概因為這樣,他們很容易被扣上「外國勢力介入、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的帽子。但他們既然不被認同,便可以決絕得頭也不回;他們寧願「攬炒」,也不願意卑躬屈膝。

但問題是,和旭仔一樣,他們又是否渴望真正「獨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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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2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9日)《追尋和失落 《阿飛正傳》三十周年祭》,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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