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合作|深圳螺旋式前進 香港還能憑「死好命」走多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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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明天(10月14日)舉行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外界預料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發表重要講話,令深圳發展進入新征程。很多人都說,深圳的成功,歸功於城市規劃得好,它決定了深圳擁有怎樣的個性、會形成怎樣的規劃、將衍生怎樣的命脈。一關之隔的香港和深圳,就像是兩個個性和命運完全不同的孩子—深圳的血液中帶有試驗精神,出生時一窮二白,只能摸爬滾打地成長,撞到南牆就回頭,走得平穩就繼續,不斷在探索中前行;香港更似是天生好運,雖不至於含着金湯匙,卻總能在危機中化險為夷,根本毋須費力氣打拼,就能保有輝煌之地。只是,當原有發展模式愈趨飽和,兩地都不得不重整城市規劃、推進經濟轉型時,仍打算「以不變應萬變」的香港明顯陷入發展困局,而以「滾動規劃」和「適度超前」兩大原則隨機應變的深圳則成功華麗升級。

深圳經濟特區近日迎來成立四十周年。(視覺中國)

「香港和深圳很不一樣,沒有根據城市需求跟進規劃。深圳的出生就是為了去探索、去試驗,這是它的DNA。它的成長是試驗的過程,先計劃好該怎麼走,錯了就改變方向,走對了就繼續。當然,之後不會一直這麼走,因它會要求自己往前一點。城市(規劃)本該是一個巨大的試驗池,如何在試驗中讓每個人生活得更美好,是永恆的課題。」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在2018年為了研究深圳的空間規劃,曾北上住了數月,爾後每每提及當地發展,她都忍不住讚嘆,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城市,深圳做得比香港好太多。

怎麼個「好」法?一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仍然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寶安縣,農民年均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幣,每天有約兩萬人偷渡到農民年均收入達1.2萬港元的香港,不過,短短四十年間,她一躍成了本地生產總值(GDP)總量超過香港的大都會,甚至被視為「未來之城」。而深圳之所以「好」,絕對少不了「毗鄰香港」的天然優勢,以及敢闖敢拼的「天然基因」—1979年,寶安縣升級為深圳市,並配合改革開放政策,在翌年設置深圳經濟特區,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寄語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則說「要有孫悟空大鬧天宮的精神」;於是,兩種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便在深圳特區得到了直觀的交鋒,也因而迸發意外的驚喜。

不過,即使「毗鄰香港」又「敢闖敢拼」,如果沒有一套適時更新、對症下藥的城市規劃,深圳就不可能成功。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曾經向《香港01》解釋說,深圳的發展並非倚靠一張完美藍圖,而是以「滾動規劃」為原則,每隔五年進行一次城市規劃—因為五年的周期,能夠保證城市需求被「適度超前」,但又不致「過度超前」。伍美琴也向《香港01》指出:「早期的深圳不知道自己的路該怎麼走,就學習香港,也走出去看不同的地方—這有點像新加坡,新加坡獨立之後就會到別的城市去學習不同的東西,用以學習借鑑。」1984年,深圳雖被規劃成「世界級先進城市」,但事實上,由於過去實行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深圳一時之間的確難以適應市場經濟和自主發展。

在一籌莫展之際,深圳市領導去了新加坡、香港等地,借鑑「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如預留大面積的綠化土地、提早規劃地上輕軌等。2000年後,面對高科技城市的轉型目標,深圳再次走出國門,學習美國矽谷的精神,將生態環境、產學研一體化及創業友好氛圍融入城市規劃中,這便有了吸引大批年輕人創新、創業、大展拳腳的舞台。反觀香港,市場仍是倚靠金融服務業及地產業,其他產業幾乎毫無進展,未能表現出其創新力。如此「食老本」不識變通,將會面臨「坐吃山空」的局面。

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指,深圳發展並非倚靠一張完美藍圖,而是以「滾動規劃」為原則,每隔五年進行一次城市規劃。圖為深圳南山區。(資料圖片)

「對於城市的建設、規劃來說,沒有『一本通書讀到老』可言。現在的城市有太多問題,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解決。」伍美琴以本港休憩公園為例解釋,建造公園的初衷是提供市民休息空間,但隨着經濟發展,生活節奏加快,人們對公園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希望公園成為一個具生物多樣性的綠色空間。問題是,無論是新加坡或深圳政府,總能在人們的需求變化前就及早調整規劃,以滿足人們的生活追求,香港政府卻是在需求已經出現變化的一段時間之後,才「臨急抱佛腳」,苦苦「追落後」。

大膽創新成發展驅動力

為什麼香港總是「落後形勢」?因為港府總是分不清什麼是城市發展的「真問題」。在《城市規劃:從終極藍圖到動態規劃—動態規劃實踐與理論》一文中,王富海指出,認知城市需要尋找出其中的三類問題:一是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模式下相伴而生的「非問題」;二是過於注重物質秩序而破壞生活秩序、顛倒黑白的「偽問題」;三是基於主觀處置不當而產生的「真問題」。王富海說,規劃要針對的是「真問題」,先找出癥結,再對症下藥。

以深圳為例,在前進的過程中,也曾遇到「系列症候群」這個大難題,例如景觀大道鬥氣派、公共空間鬥奢華、整潔街面鬥一律、N舊改造鬥根除、公建高配鬥面子、大件招商鬥規模等等,但王富海認為,在「規劃」和「實施」中出現偏差是正常的,因為現實情況往往比較複雜,關鍵在於面對「偏差」時,敢於本着「規劃良知」行事、觸及既得利益結構、及時修正問題,就能無所畏懼勇往直前。不像香港,瞻前顧後、懶於改變,城市難免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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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琴表示,深圳既大膽又創新,即使出現問題,也願意正面處理,這也是其成功的「核心競爭力」。(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伍美琴也表示,深圳既大膽又創新,即使出現問題,也願意正面處理,這也是其成功的「核心競爭力」。她比較香港和深圳的城市規劃策略,認為兩地的規劃處於不同層次,而由發展局主導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下稱《香港2030+》),只是將現有政策重複再重複,從而拼湊堆疊出一份看似「宏觀」的藍圖,實則是一份具體部署不清、部門權責不明的文件。

「我批評(香港)政府這樣所謂的『規劃』二十幾年了,他們不聽的。深圳的規劃有很多政策包含在內,也有相應反省與回顧,將不同面向的政策放在一起。雖然他們也有同樣的問題—各個政府部門未必會百分百按規劃去落實,但起碼能理順不同政策部門的職責。五年的短期規劃和每年的推行規劃並行—也就是滾動規劃,可令長短期規劃互相制衡,互相推動落實。」每每提及香港政府的規劃部署,伍美琴總是「恨鐵不成鋼」,並為香港長久缺乏主動改變的動力感到忿忿不平。

她從歷史角度解釋,新加坡被迫獨立之時,為了擔起「獨立國家」的擔子,沒有辦法,只能在一窮二白時找出一條路帶領人民走下去;深圳也是這樣,「無端端」被冠上「經濟特區」名號,除了「殺出一條血路」外別無選擇。

「你回頭看香港,簡直是我們廣東話中說的『死好命』,就是命好。日本戰敗後也就得過且過,從未想過香港今後該怎麼發展。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很多資本家、工人及傳教士一下子湧進香港,政府什麼都不用謀劃啊,這些人自己起工廠、做醫療、做慈善,就這樣香港慢慢起步⋯⋯你說我們政府是不是真的『死好命』,每次災難都是這樣。」伍美琴說。

回顧香港的歷史,似乎真是如此,每次出現危機時,香港都能憑運氣轉危為安,如2003年「沙士」(SARS)肆虐,全港經濟遭重創後,內地「自由行」政策出爐,不僅挽救了整個旅遊服務業,還令這項產業成為了本港經濟支柱之一。然而,「死好命」還能夠幫香港走多遠呢?伍美琴以大灣區舉例說,新加坡和深圳因為它們的「個性」和DNA,遇到機會便想緊緊抓住,而在大灣區這個機遇面前,香港卻沒有覺得應該藉此機會「大展拳腳」,只是「坐等」好事自己到來。繼續閱讀︰港深同城化|深圳螺旋式前進 香港還能憑「死好命」走多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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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2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題《深圳在跌撞中「螺旋式」前進 香港還能憑「死好命」走多遠?》。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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