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一】如何重整香港人才戰略 成超级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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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至今,已與至少138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合作文件,涵蓋金融、基建、貿易等領域;反觀曾經揚言成為沿線地區和中國內地之間「超級聯絡人」的香港,自前特首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一帶一路」40多次後,除了年年「行禮如儀」地在《施政報告》當中草草應付、舉辦過幾次聯席會議和高峰論壇、成立了一個無人問津的辦公室之外,近年愈發淡令相關倡議出公眾視線,很多人甚至不清楚「一帶一路」與香港有何關係。

其實,這項不缺國家支持、也不缺發展資金的大型國策,正正缺少融資平台和國際化專業管理人才——而這恰好是香港的優勢;同時,由於香港以往過度崇尚英美國家以金融主導市場的發展路線,在中美博弈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和衝擊的當下,借助「一帶一路」有望擺脫路徑依賴,達致範式轉移。可惜,特區政府並未意識到傳統的發展瓶頸有多惡劣,所以從未認真看待「一帶一路」的發展契機,更遑論藉此重整人才戰略、促進香港經濟轉型。

「(政府)沒有人告訴香港(社會),『一帶一路』是怎樣一回事。」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如是說,而該研究所是香港學界唯一一所專門研究「一帶一路」的機構。

作為香港知名研究內地區域經濟的學者,年屆70的陳文鴻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先後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執教,更曾任世界銀行顧問、中國政府港事顧問、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成員;直到2016年卸下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中國商業中心主任一職,翌年便於剛由海航集團取得控股權的私立院校珠海學院成立「一帶一路研究所」,致力透過實地考察而非定量研究的方法,就「一帶一路」發展進行跨學科的倡議研究,全面提升港人對「一帶一路」的認識。

陳文鴻總是慨嘆,香港學界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相當薄弱。(鄭子峰攝)

攸關香港經濟結構轉型

為何要提升港人對「一帶一路」的認識?陳文鴻總是慨嘆,香港學界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相當薄弱,根本沒有深入理解這個大型國策的發展概念及其與香港經濟轉型的重大關係,而且缺少系統性的梳理和挖掘,無法跟上社會形勢的變化;至於香港政府和香港社會,甚至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和文化體制一竅不通,連那些國家的名稱也說不上來。

「一帶一路」和香港經濟結構轉型有何關係?見證過香港兩次大型結構轉型的陳文鴻認為,無論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由轉口服務型經濟變成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抑或八十年代由製造業變成轉口和服務型經濟,都是因為內地政治因素和經濟條件突變,導致香港必須自行創造條件,以配合和適應有關變化;另一方面,由於香港過度崇尚英美國家以金融主導市場的發展路線,在英美發展停滯不前、與中國衝突加劇的當下,香港或將面臨更多國際制裁,甚至出現「脫鈎」的危機,難以像昔日那般在英美體系當中蓬勃發展。而「一帶一路」的出現正是中國建立嶄新全球化體系的契機,香港有望藉此國策擺脫對英美體系的路徑依賴,從而達致範式轉移。

這三年來,陳文鴻隔三岔五就離開香港,飛往沿線地區建立國際網絡,並不時邀請海外組織及專家來港舉辦研討會;而研究所今年也開辦兩個全港僅有的碩士課程,專門教授「一帶一路」國家的工商管理及國際關係。他指出,「一帶一路」國家及其自身條件與歐美區域相比差距甚大,工商管理的制度、模式以至文化都不盡相同,香港更應藉此開拓英美體系以外的機遇,大量培訓深諳「一帶一路」的知識型人才,為新一輪經濟轉型做好準備。

香港先進的金融及風險管理體制正可協助當地融資、推出符合當地文化及體制的保險產品。(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打造「一帶一路」知識中心

陳文鴻舉例指,「一帶一路」國家普遍金融化程度不高,當下又熱切追求公共事業和產業發展,香港先進的金融及風險管理體制正可協助當地融資、推出符合當地文化及體制的保險產品,亦可嘗試開發外售網絡安全技術,並在不同地區網羅最佳合作人選,令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知識中心。他強調,香港競爭力之所以大不如前,源於其向來只以金融和地產作為發展主軸,甚至墮入泡沫化的漩渦,只以炒賣作為主要支撐,導致極多財富集中在極少權貴手中,而「一帶一路」可藉金融服務推動實體經濟,非只注重金融產品的增值。

「一帶一路」真的能為香港經濟轉型和人才戰略帶來生機嗎?我們不妨重新了解一下「一帶一路」究竟是什麼、又具備什麼發展潛力。「一帶一路」全稱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2013年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跨國經濟合作戰略,主要希望透過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與絲路沿線各國共同推動基建及經濟發展。預計最終投資將達9,000億美元(約7萬億港元)的「一帶一路」,會成為全球史上由單一國家發起的最大規模海外投資行動,而計劃涵蓋100多個國家,佔全球近七成人口,本地生產總值(GDP)佔比達全球三分之一,將成為繼美國主導重建二戰後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之後,規模最大的經濟外交項目。

世界銀行在去年4月發表《公共交通基礎設施—量化模型與「一帶一路」倡議評估》,根據對相關國家的研究,「一帶一路」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為這些經濟體帶來3.35%的GDP增長,減去基建成本還會有2.81%的增長。這些項目還可以為非「一帶一路」合作國家帶來2.61%的GDP增長、為全球貢獻2.87%的GDP增長。世界銀行最新報告更表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或可加快數十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減少貧困;報告又分析,「一帶一路」的系列港口、鐵路、公路和橋樑,以及通過中亞和南亞將中國與歐洲連接起來的其他投資,如果全部到位,將使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可見「一帶一路」影響力之大。

特首林鄭月娥(右)及前特首梁振英(左)和董建華(中)互相祝酒。(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再來看看香港對「一帶一路」的推動。為了趕上與「一帶一路」接軌的步伐,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曾於2016年《施政報告》中提及「一帶一路」達42次,揚言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和配合國家落實「一帶一路」策略,致力成為沿線地區和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絡人」,並希望透過「一帶一路」計劃幫助香港培養人才。然而,四年過去,觀乎特區政府所為,除了年年「行禮如儀」地在《施政報告》當中敷衍幾句、舉辦過幾次聯席會議和高峰論壇、成立了無人問津的辦公室之外,根本沒有推出任何與「一帶一路」相關的人才培訓。

上文節錄自第23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5日)《藉「一帶一路」 重整香港人才戰略》。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34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封面故事】藉「一帶一路」 重整香港人才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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