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論壇暗藏香港轉型信號
2021年博鰲亞洲論壇日前於海南開幕，各大亞洲經濟體的高層代表視訊與會或現場出席，共同商討亞洲與全球的未來經濟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訊形式發表主旨演講「同舟共濟克時艱，命運與共創未來」，更提及不少未來趨勢，而且暗藏香港轉型信號。
全球治理體系正洗牌 港憑普通法大有可為
近年來，世界政治格局變動頻繁，疊加前所未有的世紀疫情，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劇增，更彰顯全球治理體系的部份失靈。「如果從疫情之初就有更好的國際合作，情況遠遠不是今天這樣。」意大利民主黨領袖、意大利前總理萊塔在博鰲論壇分論壇「打造後疫情時代國際合作新格局」上反思道，「我們損失了那麼多生命，浪費了那麼多金錢，是因為從一開始就缺乏在全球層面上的合作。歐洲由於缺少合作，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費。」正因如此，習近平在演講開篇指出，亞洲各國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
但在單邊主義抬頭的當下，尋求「合作」並不容易，連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最大的多邊主義貿易機構都會受到牽連。例如，在博鰲論壇「WTO改革：方向與挑戰」分論壇上，WTO總幹事恩戈齊．奧孔約-伊韋阿拉（Ngozi Okonjo-Iweala）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法官無法就任上訴機構，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已經癱瘓。」新加坡前外交和貿易部部長楊榮文則指出，法官無法任命的部份原因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冀藉此迫使WTO改革。
在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之後，中國意識到了國際的政經變化，變得更為重視經濟、產業鏈的安全，並嘗試打造一套脫離美國的「新」多邊主義，以配合國家轉型的穩定發展。例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正是中國在此變局下謀求合作，打造新型全球化和推動治理體系改革的例子，而這也是香港應抓住的機會所在。團結香港基金副主席、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曾將RCEP成員國分佈比喻成一個「漏斗」，北面是內地及日本、韓國，南方是東南亞及澳洲，而香港處漏斗中間「最狹窄的戰略位置」，建議香港盡快加入RCEP，尋覓商機。
商機在何？縱觀全球治理體系發展，離不開跨國經濟活動和國際秩序維護。而這兩者依賴各國的貿易體系和國際法去支撐。香港在貿易和法律兩個行業上皆有天然優勢，自然可乘着東風尋找經濟發展新動力。以法律為例，香港交易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在「『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與香港機遇」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指出香港的「普通法」是「命根」，因全球成功的資本市場皆採用普通法，對資金的合法性規定十分明確，而這優勢是採用大陸法的國家，如中國（內地）、日本及德國不具備的優勢。
隨着RCEP日漸落地，香港可謀求加入這一有史以來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當RCEP成員國間商貿經濟活動不斷加強，隨之而生的法律訴訟、爭議解決、勞動仲裁等需求亦將不斷增加。香港可利用其普通法優勢成為亞太區的爭議解決中心、仲裁中心、知識產權中心，創造更多高端就業崗位。
亞洲供應鏈正擁抱科技 港重塑中間人內涵
是次博鰲論壇亦發佈2021年度旗艦報告，其中《亞洲經濟前景與一體化進程》（下稱《報告》）總結了過去一年的亞洲經濟狀況，並言及亞洲未來的經濟趨勢。
《報告》指出，因新冠疫情爆發，2020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但亞洲經濟體經濟去年增速為-1.7%，依然略好於-3.5%的世界經濟增速，體現亞洲經濟表現明顯好於其他地區，而亞洲經濟總量佔世界份額亦提升至47.3%，較前年提高0.9個百分點。報告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宇燕在《報告》發布會上指出，在全球直接投資水平下降40%的情況下，亞洲的吸引外資力度僅下降4%，「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可以說，經濟重心東移將在未來愈來愈明顯。「外資在向中國集聚。」報告作者、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林桂軍說，亞洲需要生產22種全世界貿易量最大的零部件，其中18種產地在中國，「產業鏈不僅沒有離開亞洲，還在進一步增強。」他更預言，未來20年後，亞洲將會成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
張宇燕亦強調，疫情下數字經濟發展蓬勃，未來的經濟發展會愈來愈依靠網絡。《報告》稱亞洲為「數字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2019年，亞洲數字經濟較上年增長7.7%，高於同期GDP增速3.4個百分點。目前，中國數字經濟總體水平已經穩居全球第二。」而習近平亦在演講中強調亞洲各國要「鞏固供應鏈、產業鏈、數據鏈、人才鏈，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把「數據」這一生產要素與其他要素並列，足以體現北京對數字產業的重視。
隨着RCEP的生效，整個亞洲供應鏈的數字化需求只會有增無減，而這正是香港未來的商機所在。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鄧希煒曾經發表網誌，建議香港政府大力發展數字產業。他指出，RCEP將會開放區內的跨境電子商貿及數據儲存，數據儲存地點再不受地理位置局限。加之，香港在電訊基建配套及國際頻寬接駁方面均達全球最先進水平，位列亞太區最具吸引力的數據中心選址前列，「只要加上內地和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在區內大數據產業鏈發展方面定能大有可為。」他強調，這將是香港發展新產業以打破產業固化的轉機。
除了數據鏈以外，人才鏈亦十分重要。香港擁有五間世界前一百大學，這是多年累積的優勢。只是，特區政府一直只把高等教育看作「公共服務」，而忽略其作為「產業」的價值，導致大學受限於體制而無法增加本科生、研究生數量，向更多人才提供教育服務。在「精英主義」之下，豐厚的優質教育資源只能用於培養少數精英，這何嘗不是一種效率低下的資源浪費？前特首曾蔭權曾提出「教育產業化」和「亞洲教育樞紐」的目標，特區政府不妨在以人才為核心生產力的當下，重新審視香港作為亞洲人才樞紐的商機，為高校拆牆鬆綁，鼓勵其貼合潮流推出課程或項目，不止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來港，更能為高校營運增添財政收入，支撐科研和基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