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香港．告別奴化管治｜由建制派到反對派，洋奴思想滲透香港
回歸前，香港是洋奴社會並不奇怪，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管治使香港成為一個洋奴社會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回歸之後，香港的洋奴社會並沒有什麼改變——仍然眷戀着殖民管治時期，仍是一種洋奴式管治——這就說不過去了。
撰文：胡恩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洋奴是什麼？洋奴是一種狀態。「奴」固執、不思進取，只等待主人的指示；沒有自主創新的精神，等待主人的施捨。回歸以來，洋奴式管治運作了二十四年，經濟上，香港只是走「散貨經濟」模式，期待中央給香港賺快錢，依賴內地資金、依賴內地旅客。經濟上需要中國，但是精神上香港人仍然是洋奴，向西方搖尾乞憐。
洋奴式管治在各種政策層面都可以見到。教育最為明顯：香港中學裏不好好教中史與世界史，中國古典文學不教，中國傳統文化不教，真正有深度的英國文學不教，只教一些西方表面民主形式，包裝成完全虛浮的通識，令香港年輕人成為失智洋奴。
九七前的香港大學都是由華人出任校長及培養香港人才，九七之後，香港大學追逐國際排名，反而不重視培養香港人才。殖民管治時期港英政府也會把香港當成匯集人才之地，看看七十年代匯集多少人才︰丘成桐、余英時、余光中——多少大學者那個時期在香港綻放光芒，但香港回歸之後又有什麼？
洋奴思想滲透各階層
回歸初期，內地仍未正式起飛，香港仍未面對強大的競爭。香港本應掌握這個時刻去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可惜的是，洋奴思想深刻地滲透香港社會各個階層，由建制派到反對派，都是不同形式的洋奴。反對派的洋奴狀況在2019年總爆發——拿出美國國旗、歌頌西方的暴力文化，盲目相信西方會打救香港，擊敗共產黨。洋奴式管治之下，香港傳媒走向弱智化，教育也走向弱智化，年輕人不能夠正常地瞭解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演變，以及香港的獨特角色是什麼。
香港雖然物質非常豐富，但精神上大部份人都是洋奴。建制派就是盲目追求西方國際排名的洋奴，他們口中說愛國，行動上只眷戀權力、爭上位。九七前，香港是「好」的洋奴式社會；九七後，眷戀着九七前的威風和成就，不思進取，沒有吸收西方新知識，提升為有用的洋奴。這個洋奴社會，你覺得內地看不清楚嗎？內地分析香港的文章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對香港的徹底失望。
香港在國家的戰略佈局上已經沒有太大的作用。在科技上，香港沒有很強大的能力；在金融上，香港這個地方不會出現問題，而是香港人會出現問題。但是，香港人會覺醒嗎？尤其香港精英會否覺醒？大家是否以為《國安法》把反對派全部丟進監牢便能解決問題，之後便會回到散貨場模式，遊客很多、地產愈來愈旺？
變革必須來自內部
這種日子已經過去了，回不去了。2019年給中央最大的啟示是，香港已成為中國的安全隱患，建制派和反對派都是中國的安全隱患。現在中央處理反對派和建制派的手法不一樣，但是香港已經被定性為一個安全隱患，立《國安法》目的是震懾建制派裏面身在香港心在洋的建制派，反對派只是一些被處理的棋子和炮灰。香港普通市民只可以自求多福，多進修自己、充實自己，在未來變革中提升自身的軟實力，不要被洋奴洪流所淹沒，而要更開放。
中央顯然也希望香港可以積極。但是香港的變革必須是來自於內部。政務官會否摒棄洋奴思想，多為市民着想，多為香港社會做一些實事，改革制度？有錢有影響力的工商界會否想清楚香港教育出現了什麼問題，城市規劃出現了什麼問題，整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商界作為過去二十四年最大的得益者，如何可以貢獻香港，而不是把香港變成了西方童話裏面會生金蛋的鵝，被我們自己消滅掉了？
在全球化的特定時空內，在西方與中國從關係良好慢慢轉化為與中國競爭的過程中，香港並沒有把握時機，像新加坡一樣變成了「哈洋」。以前新加坡也是洋奴，但是他們積極進取建設自己，獲西方認同，成為獨當一面的角色，既有哈洋的能力，也有有哈華的能力。韓國也是這樣，處於中國與西方中間，既不得罪中國，也能和西方溝通。隨着全球政治格局改變，香港並沒有培養足夠人才，也沒有作心理準備，一面倒成為洋奴，這在中央政府眼中完全是看得出看得明的。
由文化開始重建自信
要改變洋奴式管治，首先由文化開始。故此，無論是成立文化局、文化旅遊局，還是文化體育局都好，目標不是辦產業這麼簡單，而是從頭開始建立香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以及認識西方真正的先進文化。新的文化局應該完成兩個任務，首先是重新學習吸收西方最先進的文化知識，另一方面是令香港的文化體制和內地進行有效的對接，尤其是在藝術、文化、教育方面，更應在專業層面進行全方位的對接。
對接會為香港未來年輕人帶來更多機會，而容易吸收西方先進文化也是香港一直以來的特色，只是回歸之後洋奴化思想缺乏創造性，沒有安全感，什麼事情都要找一個方便容易的方法解決。於是乎，什麼都找洋人來辦，在立法會找一個洋人去介紹，對說英文的人特別友善的反對派便不會反對。這種洋奴心態根深蒂固。香港房屋問題為什麼不可以用更創新的方法解決？為什麼總是找一些洋人來解決？為什麼不找日本人？不找韓國人？不找內地專家來協助香港，而總是乞求於西方顧問？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香港人的能力。香港要成為真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便應該回到香港本來的位置——吸收西方先進精英文化及結合中國文化精神的平台。這是有可能做到的。國家定位香港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不是要香港辦更多文化藝術活動，而是要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說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必須是由香港人去做，而不是外判給外國人。
政府花費幾千萬聘請了一家英國公關公司去說香港故事，到頭來香港故事能夠真的說得好嗎？這個個案也說明香港仍然存在洋奴心態。政務官負責香港所有政策事務，如何令他們更新提升？官員裏面也有人積極進取，不全都是洋奴思想，但是如何去協助他們？我們小市民對政務官影響力非常有限，民間專業人士說的話他們一點也聽不進去，只聽中央和有錢人的話，所以，中央要提供協助，香港商界要提供協助，政府官員也應該自我反省。
為國家說好香港故事
成立文化局的主流思想只是辦產業，這正正反映香港人洋奴心態，缺乏安全感。香港已經這樣富有了，卻還是做什麼都要先從「搵錢」出發，從來沒有從整體國家文化發展定位去思考香港可以做什麼。
香港可以在幾個方面助力國家文化發展：第一是吸收國際不同文化的精英文化，第二是引進有系統的管理和組織系統，第三是發揚尊重知識產權的法治精神。這些都是香港需要為國家做的，我們香港應該示範一個真正擁有多元文化，既有自由，也有紀律、有創意的社會是如何形成的。故此，文化體育局也好、文化旅遊局也好，真正的目標不是辦產業，而是重建香港人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定位和國家認同。
本文出處為第283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1年9月20日）《改革香港洋奴式管治》。請按此試閱《香港01》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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