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給Z世代的《青春弒戀》|謀殺未遂的台北車站行兇事件

撰文:01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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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記錄「太陽花學運」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在金馬頒獎典禮上發言:「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自此,掀起一場「國家認同風波」爭論,內地電影與金馬獎幾近絕緣。

2021年,兩岸三地影人同場較勁不再,金馬獎聲勢不如往昔,較矚目的賽果是「最佳紀錄片」為記錄香港社會運動的《時代革命》。有評論認為台灣電影及金馬獎正處於一個危險的位置,內地優秀的電影拒絕競賽、中港合拍片鮮有參賽,部份報名的港產獨立製作尚未成氣候,台灣電影彷彿失卻可堪匹敵的競爭目標。

獲五項提名、空手而回的台灣片《青春弒戀》被抨為是對名導楊德昌「拙劣的模仿」,此片應該是一聲警鐘,讓電影創作者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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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何蔚庭過去在影展多有佳績,是以新作引人注目,可惜此片卻劣評如潮。《青春弒戀》是當今台灣都市青年的眾生相,導演明言是拍給年輕人,特別是從小就活在虛擬和現實之間的Z世代。可惜,電影描繪的年輕人世界:沉迷電玩、喜歡cosplay、追求虛榮都非常臉譜化。明明應該是內心戲的話,竟然大聲說出口,只是為了讓觀眾知道角色的個性與想法。也許在導演的心底,這些人物都不是活的,只是工具。所有角色的動機、心理變化和他們的行為,都只是為了證明導演對年輕人的「觀察」。

《踏血尋梅》導演翁子光剖白,曾與女主角春夏拜祭真實事件中的受害者嘉梅,當時春夏哭得很沮喪,像拜祭故親一樣悲慟,彷彿與死者有一份難解的情誼。(電影劇照)

《青春弒戀》可說是一宗謀殺未遂的故事,而且使用了荒唐的演繹手法。導演根本沒有深究年輕人的思想行為,便扮演起上帝。近年,台灣有許多回應社會事件的影視作品,無論是隨機殺人(如《我們與惡的距離》),青年人的狀態(如《陽光普照》),還是底層人的生活變化(如《大佛普拉斯》),有些甚至是用深度新聞報道的方式呈現。如何深入討論社會的真實事件,實際需要創作者認真探詢各層面因素。正如港產片《踏血尋梅》的導演用謙卑誠懇的態度去談論事件中的死者與殺人者,以及身邊的人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青春弒戀》的英文片名「Terrorizers」與楊德昌的《恐怖分子》雷同,可惜遭影迷指斥是對楊導作品拙劣的模仿。導演何蔚庭則回應,「我從來沒有說我跟誰致敬,我是看楊導(楊德昌)、侯導(侯孝賢)電影長大的,潛移默化難免,潛意識出來的我也沒有辦法,而且潛意識出來的不是很好嗎?代表不是假的東西。」(電影劇照)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295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1年12月13日)《《青春弒戀》:一次自滿的想像》。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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