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專欄|圖書館作為社會的縮影

撰文: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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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職的大學,有一所美侖美奐的圖書館。圖書館有兩個相當顯著的特色:
其一是使用的人特別少,很多學生或會在那裏做功課,但就很少看書或使用圖書館的設施。
其二是改造工程特別多:自數年前開始,每逢暑假進出校園的學生人數較少,圖書館總會進行裝修改造;後來工程不斷延期,到了12月還未裝修完畢;及至剛過去的一個學年,大型工程更從去年8月一直延續至今年7月。執筆之際,尚未完工。

用戶很少,工程很多

由於每天都會路過圖書館,因此常常冒現如此一種念頭:當圖書館的用戶不斷減少,工程的數目和規模卻不斷擴大,兩者之間是否隱含某種特殊的邏輯關聯?儘管沒有、亦不可能真正洞悉箇中原委,但我們仍大可作出以下幾種合理的猜測:

其一是由於圖書館用戶減少,館方遂有動力通過各種改善工程,重新吸引用戶使用圖書館。

其二是當圖書館用戶減少,館方遂有更多資源和人力,轉移用於服務用戶以外的改善工程——例如叫圖書管理員把書從這層搬去那層,明年又從那層搬回這層,諸如此類。

其三是當圖書館用戶減少,館方遂有多餘的資源和人力——因此亦有必要通過改善工程,以消耗過剩的預算——今年的預算用不完,明年便很可能要削減了。

上述哪一種描述更合乎現實狀況?或許三者兼而有之,亦未可料。作為這所圖書館的經常用戶,我實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慨——看書和借書的學生(以至所有人)愈來愈少,圖書館在當代的角色已愈來愈邊緣化,無論如何把圖書館大翻身,卻也難以阻止真正用戶的流失。圖書館作為一個褪色的體制,總難免有一種不合時宜的感覺。

圖書館在當代的角色已愈來愈邊緣化。(龔慧攝)

硬件很美,思想內涵呢?

想深一層,圖書館真的是如此過時和失效嗎?環顧全球各地,新建的圖書館仍如雨後春筍,不少更是一整座城市的地標建築,天津濱海新區和芬蘭赫爾辛基皆是近年的著名例子,甚至成為遊客必到的打卡熱點。相比之下,香港又有哪些新舊圖書館別樹一幟,能夠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想得到的讀者請千萬要告訴我!

不過話得說回來,到底美侖美奐的硬件外觀,內裏是否含有相應份量的文化底蘊,足以令圖書館並非只具華麗的軀殼,而是具備同等深厚的思想內涵,並且與當地社區和居民構成緊密聯繫?這大概才是成功必須具備的質素,若非親身到過和使用那些圖書館,甚至了解在地用家的意見和習慣,實很難有客觀評判的準繩。

還是回說我自己經常到訪的圖書館好了。經過歷年的裝修改造之後,圖書館無疑亮麗光潔了不少。很多書架均被安置至靠牆的位置,中庭空間遂被騰空了出來,擺放能容納更多學生的桌椅,甚至還點綴了不少綠色植物(不錯,那原是陽光無法觸及的地方)——問題來了,除了有過更舒適的溫習環境,圖書館到底又在為同學提供什麼功能呢?

如前所說,只要有充足的財力資源,打造美觀舒適的空間大概不難,但軟件文化卻有賴高水平的管理階層,不但需要掌握當代大學的學術需要,還要對未來發展趨勢具備洞察力,從而領導圖書館跨越資訊科技的年代——環顧香港各家大學的校長和副校長,你能說有那幾位真能具備這樣的水平嗎?想得到的讀者請千萬要告訴我!

雅布絲(Jane Jacobs)是城市研究史上無人不識的名字。(Wiki Commons)

愈做愈錯,每況愈下的交易

不問可知,我想說的不單只是圖書館本身,而是它作為這個社會的縮影,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們的困局。雅布絲(Jane Jacobs)是城市研究史上無人不識的名字,她1961年的著作《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隻手扭轉了紐約的規劃和城市的命運,但她對城市經濟學的特殊貢獻,即使在美國亦鮮有被提及。

作為經濟學的門外漢,雅布絲在《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兩書中,提出城市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理論,對後來的芝加哥學派和經濟增長理論影響至深。Jacobs的主要論點是,當城市經濟達至一定規模和多樣性後,便會迸發出無窮創意和孕育無數中小企業,開啟新興產業和新產品的發展空間;相反當城市宥於過去的成功經驗,既得利益取得規模和制度上的優勢,卻甚至會刻意阻撓創新調整的進程。

雅布絲無非是想指出,城市經濟必然經歴有升有跌、高低起伏的發展周期挑戰,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城市若能有效取得真確的訊息反饋,產業結構能夠不斷創新和調整,則自然會構成一個持續的良性循環,令城市繁榮安定能夠延展下去;相反當城市不斷取得錯誤的訊息反饋,又或被利益團體所刻意愚弄和誤導,則會出現如她所說的「每況愈下的交易」(transaction of decline),形成不做不錯、愈做愈錯的惡性循環。

當官員誇誇其談數以百公頃計的科學園,內裏到底又盛載着些什麼實質產業,和我們的城市生活又有多少關聯呢?(盧翊銘攝)

有錢無埞洗,富人的尷尬

早於1969年,雅布絲已提出「富人的尷尬」(embarrassment of riches)的獨特見解,指城市達到一定的發展水平後,已經累積了大量財富,卻無法找到(更確切應是刻意排斥)新的投資機會。財富唯有用於大量炫耀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包括進口一些昂貴但沒用的產品,推動一些沒有社會效益的基建項目,又或利用大筆公帑投入救濟工作……但就是不願把資金投放在具實效的新興產業——尤其是那些低層社會成員主催的新業務之上。最終城市則進入停滯不前的狀態,那亦是this city is dying的時候!

毫無疑問,特區政府也經常把創新和創意掛在口邊,但那底是屬於誰的新興產業呢?是能夠讓普羅市民參與分享,抑或只是少數權貴壟斷的創新呢?觀乎現時大刀闊斧變革中的教育體制,到底是在訓練學生盲從附和,抑或真正具有創意和創新的動力?當官員誇誇其談數以百公頃計的科學園,內裏到底又盛載着些什麼實質產業,和我們的城市生活又有多少關聯呢?

想得到的讀者請千萬要告訴我!

鄒崇銘
社會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講師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