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沿途（二）： 倫敦濟慈園十號
是濟慈一生所好。他的生命到了最後，竟也如詩工整──住在Wentworth Place的這段美好日子，巧合地，正在他命中兩次最重要的遠行中間：先是湖區蘇格蘭的徒步旅行，被他視為其寫作生涯的序幕；後是往羅馬的遠航，以為是一線生機，未料卻是生命的終章。
對於執行李這回事，我母有她的一套方法：在距離出發日子尚早的時候，就找來一張紙，貼在牆上，隨時想起甚麼要帶的，就先寫下來；到了臨行前夕，便照著執藥咁執，左找出厚毛衣，右翻出太陽鏡，整理出四季皆宜的兩件行李。還是跟她出這次遠門，才發現原來大學時期我寫功課，用的正是她張羅生活的方式——讀書時也總是這樣，讀到重要的段落就先抄在紙上，最後才憑著一張亂糟糟的摘錄，梳理出想寫的意象和主題。這共通的感覺莫名溫柔。像少時曾常常對鏡懊惱，自覺長得不似她，輪廓沒她分明，舉止又沒半點嫻雅；沒料到成年以後，有次無意在婆婆家中找到一張她十八廿二時的照片，才忽然發覺，時日無聲息過去，我與她的身影，原來也無聲息地有了重疊。好奇妙。大概添年歲同讀書，道理也是一樣的。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總是茫無頭緒。只能用我母整理生命的方式，遇上重要的片段便收藏記住，末了從看似雜亂無章的許多線索中回望，世界的眉目，就會清晰浮現。由是看來，詩書與生命如此地相似。文學的論述、旅人的行囊、以至經年月而得的成熟，都是自繁複的生命中精煉出的輕盈。英國浪漫派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在其詩《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Urn）中，有一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鸚鵡學舌的話，不也就是 “Poetry is life, life poetry”── 文學的母題，如人生的脈絡，詩即生命，生命即詩。
提到詩，又提到濟慈，不如就將時間從狄更斯的一八三七，往後撥到詩人的一八一八。腳步也得從倫敦市中心的48 Doughty Street，北移至近郊的 Hampstead──今次尋訪的位於濟慈園十號 10 Keats Grove，一座被草木圍繞的佐治亞式別墅，前稱Wentworth Place，今日的濟慈故居博物館（Keats House Museum）。
詩人早歿，在Wentworth Place只住過不足兩年。一八一八年八月，濟慈原本在湖區及蘇格蘭徒步旅行磨練詩藝，卻因病不得不提早結束行程，從高地延文禮士市（Inverness）渡海回到倫敦。抵埗之後，隨即接到胞弟湯（Tom Keats）肺結核病重的消息。即使濟慈悉心照料，終究也是無力回天，同年十二月，湯病逝。如是繼早逝的父母之後，詩人又再失去一名家人。濟慈隨後應曾與他在蘇格蘭結伴旅行的好友之邀，遷入Wentworth Place同住。自那時起，直至一八二零年秋天、為移居羅馬養病而永別英倫為止，濟慈在Wentworth Place，渡過了人生中一段最豐富的日子：邂逅鄰居兼一生摯愛方妮·白朗（Fanny Brawne）、又寫就多篇名作如《希臘古甕頌》、《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等。
John Keats（網絡圖片）
今日的舊居博物館，用心重現了詩人一生，當中自然也包括這段重要的時日。書房裡掛著一張濟慈的讀書畫像，房間也照辦煮碗，擺著兩張椅子、一本彌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讓訪客停步，學詩人坐下來靜心讀書。館中當然亦有展出詩歌的手稿、介紹手稿背後的故事──《夜鶯頌》是詩人在房子花園一棵李樹下受啓發而寫，原本只隨便寫在紙條上，幾乎佚失；著名情詩《明星》（Bright Star）據說書寫經年，詩人曾反覆修改，最後一個版本，則在往羅馬的船上寫成，抄在一冊莎士比亞詩集之中。
濟慈故居的書房（湯穎琳攝）
講到《明星》，不得不提濟慈與方妮的愛情。《明星》一詩十四行柔情繾綣，寫永遠靜止不移的北極星。詩人一方面羨慕星的堅如磐石，一方面又怕永恆的無盡蒼涼，只願能長久依偎所愛女子的胸前，感受她生命的起伏，細聽她的呼吸聲。二零零九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拍過一齣濟慈傳記，講他在Wentworth Place與方妮相交相知的日子，正正就以《明星》為題。是好細膩好美的電影。選角固然出色，我母尤其鍾情片中方妮養的四蹄踏雪的黑貓，可演濟慈的Ben Whishaw也不弱，原本是個莎劇演員，一身文學氣息，演活了憂鬱詩人的浪漫與善感。然而，最難得的還是角度。舊時的文人們對方妮這位詩人的情人，其實毫不客氣，成見甚深，怪她害他情緒波動加重病情的有、嫌她阻定，使他不能心無旁騖專注創作的亦有。電影卻唱反調，描寫的濟慈，正正是借情人之眼凝視的濟慈──其實，畢竟是個浪漫詩人，無論其他人再怎麼懂得他的詩，唯有她，對他的浪漫才最了解透徹。
濟慈的象徵若是筆墨，方妮的就是針線。方妮當年在Hampstead出名打扮入時，喜收藏法國時尚雜誌中的時裝式樣，自行縫製；連濟慈初見她之時，也因她的優雅時髦而留下深刻印象。電影因此反覆以針線裁縫為喻。片頭以一段穿針引線的近鏡，做為這段文學史上愛情經典的引子；後來方妮就以一身紅白色的出眾打扮，在啡啡黑黑的素色畫面中明艷登場。到了片尾，在得知濟慈在異鄉病逝的消息之後，就見她縫好一身黑色素服，拿起裁縫剪刀，剪去一頭長髮，走出白雪覆蓋的荒涼之中，喃喃頌唸濟慈贈她的情詩《明星》。從鮮明到晦暗，從縫補到斷離，全片如此以她的針線貫穿。事實上，她的針線亦確曾穿入過濟慈命中。在他臨行羅馬之際，方妮怕他受寒，曾親手為他的帽子縫上一層絲綢襯裡。那雙縫線的手上，彼時應就戴著濟慈秘密贈她的定婚戒指——那圈黃金上鑲的石榴石，傳說能治癒哀思。濟慈故後，她將這撫慰傷痕的信物珍藏了一生。戒指與她當年的針線包，如今都收藏在博物館中，以她的方式，為詩人的生命留下見證。
濟慈和方妮（資料圖片）
詩是濟慈一生所好。他的生命到了最後，竟也如詩工整──住在Wentworth Place的這段美好日子，巧合地，正在他命中兩次最重要的遠行中間：先是湖區蘇格蘭的徒步旅行，被他視為其寫作生涯的序幕；後是往羅馬的遠航，以為是一線生機，未料卻是生命的終章。
一八二零年，濟慈的病情每況越下，他的朋友醫生怕他難以熬過英倫的嚴冬，說服他前往意大利休養。九月十三日，濟慈忍痛離開Wentworth Place，準備前往羅馬。次年二月，濟慈因肺結核病逝，得年廿五歲，長眠於羅馬新教公墓，墓碑應他生前意願，不留生卒年月，也無名無姓。
羅馬倫敦，死生契闊。今日在細雨紛紛的Hampstead，我們站在生的一端，回看詩人的如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