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總是「與共」存在—

編譯：01哲學團隊 | 薛子遙（Paul）| 方桃

特約協力：戴遠雄先生

從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身上，我得到了共同體作為「共在」的觀念。

由此我回到《存在與時間》，因為我記得當中有引入了「與共」的說法，我認為跟巴塔耶不同，海德格的「與共」這個小字，直到他為止的哲學史來說，完全是嶄新的概念。我們可以說，長久以來，沒有人提出過具體的例證，沒有哲學家提出過關於「與共」的哲學。

「與共」優先於「共同體」的「共」，「共」是語詞的前綴，在屬於拉丁文的所有理論語言裡扮演一定的角色。「與共」完全不同。這裡很有趣。

我想到《存在與時間》第二十五節 [編者：應為第二十六節]。在此海德格說，所有此在，我簡稱為所有獨特的人生（人的生存）都是「與共存在」，因此，人總是與他人共存。

他說，「與共」不應看成範疇意義，而應看成人的生存論意義。

在海德格的術語裡，範疇意義，純粹是指某物「與」他物同時間在某個位置共存，如同我說我看到你和白色的領口在同一個地方，你和背後牆上掛著的畫在一起，這就是範疇意義的「與共」。

而生存論的意義相反，海德格運用了如同康德先驗論的術語，即是生存的可能性的條件。

海德格所講的生存論，尚有基本的情態，或者語言的本身。

當他說「與共」，必須理解為生存的可能性的條件，也就是說，沒有不是跟他人共存的生存。

對海德格來說，「與共」完全屬於此在的領域，屬於人的領域。然後，我們可以提出其他問題，思考人與其他事物的「與共」關係。

海德格這種完全嶄新的思想，很少被人注意到，令我很驚訝。

第二，《存在與時間》第二十五節 [編者：應為第二十六節]這種嶄新之處，實際上在這本著作裡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即是說，海德格沒有做到生存論特性的分析。

反而，在此書更後的部份，在很多人認識和相當重要的談論死亡的段落，他強調死亡的孤立和單獨的特性，不會在他人那邊死去。

死亡脫離了「與共存在」，雖然有些線索容許我們作出更多解讀，在書的更後部份，他談到歷史，作為命運的歷史，指的是集體的命運，德文是Geschick，不只是個人的命運，德文是Schicksal。

在此有些觀點之前完全沒有提出，就是只有當人民為其自身的共同體所鬥爭時，「與共存在」才得到真正的生存論特性。

在《存在與時間》裡，有兩個德文字「人民」(Volk)和「社會」(Gemeinschaft)，但從來沒有完整地表達後來納粹黨的字眼「民族的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

在德國思想裡有一個古老的傳統，我們可以追溯到費希特，那些偉大的德國哲學家有關於人民的思想，強調人民的同一性。

海德格重拾這個思想傳統。毫無疑問，這個思想傳統引領他走向納粹主義甚至更遠，正如拉古．拉巴特所指「極度法西斯主義」。

海德格的「與共」視共同體為實體，帶來了十分重要和含糊的符號。因為一方面，可以通向政治上很壞的後果，促進國族的單一認同，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是把生存論意義的「與共」推到很遠，直至改變死亡的特性。

因為在談論鬥爭的段落裡，顯然意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看到為人民而死，某程度上，這種死亡超越其單獨的特性，因為死了就進入了人民的命運。

個體的命運在人民的命運中形成。人們變成歷史性的存在。

當海德格把玩歷史和命運二字。這裡很複雜。我認為，「與共存在」帶有可怕的含糊之處，「與共」指的某種共同體，可以相應於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是廣義下的共產主義，不必然是史大林主義。在共產主義裡，始終有能夠共在的觀念，因此我會說，對現代人來說，現代史整體呈現了某種解體，逐步的丟失。

「與共存在」的概念仍然是充滿疑問，我們可以說自1789法國大革命至今都一樣。

我們作為人民是充滿疑問的。

特別是近二十年來，我們不停地重拾法文的語言學分析，指出人民同時是「底層人民」和「社會整體」，社會被視為利益集合以外的東西，更傾向被視為共同的實體。

今天，法國人民這個說法，在法國右翼和極右翼的政治裡，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在德國，德國人民這個說法一樣。「與共」這個問題，由海德格引入，最終由人民一詞所吸收和解決，我認為不能再停留在那裡，因為通過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首先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學會了不能再對人民作出過度單一的認同。

「此在」總是「與共」存在——南希訪談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