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來「明哲保身」好嗎?淺談明儒王心齋的「明哲保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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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曉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

引言:

 

相信在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對中國文化或儒家思想都不會太過陌生,然而,底子裡卻又常常不明所以,有點像熟讀了個人資料與日常訊息的面書朋友,是熟悉卻又是遙遠,在清楚與矇矓之間。更相信經歷過公開考試的洗禮之後,對中國文化或儒家思想的印象多少是停留在「保守」、「封建」、「不合時宜」。某程度上,中國文化或儒家思想在現今香港的日常生活、政治社會的討論上都是缺席的,作為「香港文化」主體部分的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真的沒有話語可說嗎?

 

文化就是我們的生活模式,中國式的文化生活就是我們的日常,從香港生活模式中的語言使用,節日傳統,習俗倫常等,都能夠窺見中國文化的蹤跡,如此,從自身的文化發掘當前受用的日常智慧,也當是值得反思及討論的。在這裏,本文嘗試討論明代儒學家王心齋(字艮,1483-1541)對於「明哲保身」的說法,看看有否為現今的日常生活帶來一點啟發。

 

一,甚麼是「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的意思大致是:明智的人善於保全自己。現時多指因怕連累自身而做出逃避或改變原則的處世態度,多少有點貶義罷,例如:面對覇權剝削,明白到於事無補的道理;唯有忍氣吞聲,為的只求生活得到最起碼的保障。然而,「明哲保身」的原意真的是貶義嗎?相信並不是。

 

「明哲保身」出於《詩經‧大雅‧蒸民》,第四章說:「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意是說:仲山甫是周宣王的輔臣,對宣王的命令認真處理又能看透世態應對,此即所謂「既明且哲」的形容,至於所謂「以保其身」則可以從後兩句所說,願意晝夜操勞不懈怠而竭力輔助周宣王,即表示能夠應對日夜辛勞仍能保存自身以盡忠效力。從整首《蒸民》來說,主要是稱頌仲山甫的賢能才德,「明哲保身」更是稱讚他既具有智慧(明哲)更能夠保全自己(保身),兩者皆是為了盡忠輔助周宣王。明顯地,「明哲保身」的原意是褒義。

 

「明哲保身」出於《詩經》,經《中庸》詮釋後即成為儒家傳統中所稱頌的處事態度,《中庸》廿七章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此而能致「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即能夠達到《詩經》所言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換言之,《中庸》把「明哲保身」的可能性繫於君子具有明智踐德所得的回報,「保身」並不單止身體的存養,更具有頤養天年的意思。朱熹說:「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中庸章句集注》)

 

「明哲保身」的原意為褒義,何以後來卻成為貶義呢?相信這和宋明儒學特別強調氣節、重視踐仁而輕看及身福樂有關,尤其是《論語》與《孟子》都有特別強調為仁義而可以捨棄身體生命的說法,《論語‧衞靈公》說「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就講「捨生而取義」。宋明儒學的發展在經典詮釋的部分正好有由《中庸》、《易傳》的重視過度至《孟子》、《論語》的趨勢,生活的外在氛圍又處於高舉知識仁義而政治卻疲弱的處境,遂形成對於高舉仁義而輕於生死的價值取向。朱熹又說:「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論語章句集注》)

 

扼要地說,「明哲保身」在儒學傳統上是從《詩經》對仲山甫的稱讚而來,在《中庸》即成為明智踐德(道德實踐)而在現實中得到的具體回報(保存身體或頤養天年),及至宋明儒學的發展中高舉仁義而輕於生死的價值取態,「明哲保身」即轉換成偏向於貶義。當然,這種說法仍可以進一步地釐清,「明哲保身」一方面是由道德實踐而得到存養生命的可能回報,即「有德才有福」;另一方面卻不能從現實中的存養生命而捨棄道德實踐,即「有福而失德」。兩者的差異僅在於道德理想與道德抉擇的不同層面,卻不在偏向於對身體生命的重視與否。

 

「明哲保身」的原意為褒義,何以後來卻成為貶義呢?相信這和宋明儒學特別強調氣節、重視踐仁而輕看及身福樂有關,尤其是《論語》與《孟子》都有特別強調為仁義而可以捨棄身體生命的說法,《論語‧衞靈公》說「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就講「捨生而取義」。(VCG圖片)

二,王心齋講的「明哲保身」

 

回到明儒王心齋對於「明哲保身」的說法。黃宗羲曾在《明儒學案》這樣形容王心齋:「以緡蠻為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即是說,王心齋提出的「安身之法」實在有苟且偷安之嫌。黃宗羲之所以這樣評論王心齋,全在於王心齋在明代重新提出「明哲保身」的說法,更著有〈明哲保身論〉一文。然而,為甚麼王心齋會在流行言說「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時代重提「明哲保身」呢?這固然相關於明代的政治問題,閹黨橫行亂政使敢於進諫,正直不阿的知識分子都處於忠義難全的境況,王心齋提出「明哲保身」即有此歷史背景。不過,王心齋提出「明哲保身」並不止於政治或歷史的緣故,更有他自身思考的理據。以下試從三點作簡略說明:(註一)

 

(一)「明哲保身」的消極義:「保身」即「保存」、「保護」之意。王心齋言「保身」的「保」實際上是從「身體形骸」乃道德實踐的先決條件,而保存或保護這個「身體形骸」正是作為實踐道德本心的發動之基本要求。王心齋曾言:「若要誠意卻先須知得箇本在吾身,然後不做差了,又不是致知了,便是誠意。」(《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即是說,「身」作為「心」的載體,保存「身」才能夠具有道德實踐的可能,不能輕視「身」的重要性。

 

(二)「明哲保身」的積極義:「保身」即「立本」、「起始」之意。在〈明哲保身論〉中,王心齋以「本末一貫」的角度來言「身」與「天下」的關係,即「身」為「本」,「天下」為「末」,兩者之間乃是一個道德實踐過程的兩個階段。王心齋說:「知修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又說:「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換言之,所謂「知修身是天下或家之本」,即以「修身」的「身」作為道德實踐工夫的起始點,「身」在「本末一貫」的思想中,是相對於天下國家之「末」有更根本處的位置,其中的理由即是「身」才是實踐從「愛人」到「平天下」的開始點。

 

(三)「明哲保身」的價值論:「保身」並不是最終或最佳的價值抉擇。對於「安心」與「安身」(保身)之間的抉擇,王心齋曾言:「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其為下矣。」(《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即是說,在面對價值抉擇時,能夠「安身」與「安心」是最佳選擇;只能「安心」而不能「安身」是次要選擇;「安身」與「安心」俱不能夠則是最壞的情況。這樣的抉擇至少有幾個意義:

 

其一,即使王心齋高舉「明哲保身」,在未能兩全的情況之下,他也只能退而其次而作出「不安其身而安其心」的選擇;

 

其二,王心齋並沒有否定或偏向要求「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這是逼不得已的次要抉擇;

 

其三,在王心齋的三個抉擇之中,並沒有「安其身而不安其心者」的選項,代表著王心齋的「明哲保身」思想仍然是在朱熹等以「安心」為要的儒學傳統之下。

然而,為甚麼王心齋會在流行言說「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時代重提「明哲保身」呢?這固然相關於明代的政治問題,閹黨橫行亂政使敢於進諫,正直不阿的知識分子都處於忠義難全的境況,王心齋提出「明哲保身」即有此歷史背景。(VCG圖片)

依此來說,王心齋重提「明哲保身」的說法,至少並不如黃宗羲所言是「苟且偷安」,而是強調「身體」作為道德實踐的最基本部分,在不得已情況之下才能夠作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抉擇,而這項抉擇的條件是「安心」或「心安」。關於「安心」或「心安」的說法,其實可以回到孔子的儒學傳統。在《論語‧陽貨》中,宰我曾問孔子持守三年之喪是否過久的問題,孔子的回答是「汝安則為之」,「心安」與否正是儒家的道德實踐中的重要準則。當然,「心安」固然是重要個人的道德感呈現的重要準則,但從客觀地看,「心安」與否正反映出個人的道德感之呈現與否,宰我回答孔子不守三年之喪仍然能「心安」,孔子在稍後便狠狠批評宰我:「予之不仁也。」換言之,在面對價值抉擇時,從個人主觀的道德感之呈現而說「安心」或「心安」,正是抉擇的基本條件;從社群互為主觀的客觀性而言,則個人所表現的「安心」或「心安」卻也反映了其道德感之呈現與否。這樣,「安心」與否正好保持「明哲保身」與「「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之間的平衡,既不輕言犧牲也不淪為苟且。

 

依此來說,王心齋重提「明哲保身」的說法,至少並不如黃宗羲所言是「苟且偷安」,而是強調「身體」作為道德實踐的最基本部分,在不得已情況之下才能夠作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抉擇,而這項抉擇的條件是「安心」或「心安」。(VCG圖片)

三,齊來「明哲保身」好嗎?

 

回到現代的處境,我們有不少人可能也落在「為義受逼迫」的景況,在強權霸權之下去爭取公正公義。有人說:「出得嚟行預咗要還。」好像「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就是理所當然的代價;也有人說:「明知道牆硬,是否一定要向牆撞頭?」彷彿「明哲保身」才是上上之策。究竟儒家思想在這種狀況之中有沒有話可說呢?從上述王心齋對「明哲保身」的論析來看,「安心」或「心安」就是一項最根本的討論條件。個人由於「安心」或「心安」而作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的抉擇是逼不得已,其實也不被鼓勵,能夠「安其身而安其心」當然是最好。至於旁人在於「安心」或「心安」而說出以為「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就是理所當然,或自以為「安心」或「心安」而做出以為是「明哲保身」的舉措,其實正反映出個道德感之呈現與否問題,用孔子的講法就是「不仁也」。換言之,個人作出為公正公義而犧牲的做法,最要緊的是緣於「心安」而「理得」;旁人作出種種指點,某程度上正好反映他們的道德感的呈現與否,尤其是彷彿「心安」地說出某些以效益或功利為要的話語,就更能顯出他們的價值觀取態。或者,儒家思想未必能夠為現代的種種世態提出明確的方向或應用原則,但它至少為現代人提供一個思考角度,「心安」與否既是個人抉擇,更是一面反照人心的鏡子。當然,能夠做到王心齋講的「明哲保身」就是最好吧!

 

注釋:


註一:關於王心齋〈明哲保身論〉的詳細論析,可參考韓曉華著《中、晚明「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研究:從「百姓日用」到「參之以情識」》,台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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