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時代，重返「述而不作」的東方哲學

科技的發展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就是人類的telos（終極目的）問題。生而為人，所為何事？在這個人工智能、生物複製、現實生活被各種虛擬技術入侵的時代，西方的宗教和哲學無疑被殺了個措手不及。安樂死和墮胎這些老掉了牙的問題尚且爭論不休，更遑論解答「新」問題了。於是，有人認為最好不談telos，正如前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洛夫被問及對人工智能的看法時便說：「它只是出現了而已。」 （Talks at Google, 2017, June 14, Garry Kasparov: “Deep Thinking” [Video file]. Retrieved from YouTube.）哲學家Nick Land也提供類似看法，認為人類遲早會失去對這個世界的控制，科技發展將會摧毀所有傳統和習慣，衍生出一種「價值觀疾病」。這種情況的發生不經人為規劃，是一個「滾雪球般發酵的問題」。（Land, “Cyberrevolution”, Fanged Noumena. UK: Urbanomic, 2012, pp. 375-381.）在人工智能面前，人類儼如牛角上的蚊子，人類的東西最終變得多餘而退場（人類不會消失，但屬於人類的東西會消失）。哲學家Davor Dzalto稱呼這種科技的進步為「惡性進步主義」，那是一種「漫無目的的進步主義」。（Dzalto, “The Challenge of ‘Posteriority’ and Pluralism”, Unity and Dialogue, vol. 71, 2016, pp. 77-84.）【註1】

我之所以把那個「新」字括起來，是因為人類的telos問題源遠流長，只是創科時代令它變得從未如此矚目而已。Nick Land埋下的伏筆是，儘管身處「後人類」的時代，人類仍要思考如何重新掌握世界。其實，只要人類尚有這種意志，便談不上名符其實的「後人類」。比如說，棋壇早已步了入了「後人類」時代。可是，現在的頂級象棋比賽仍然是二人對弈，無論人工智能多麼完美都無損現任世界冠軍卡爾森（Magnus Carlsen）的魅力。棋壇的經驗證明，即使人工智能遠勝人類，棋壇也不會因而失色。也就是說，當哲學家們還在胡思亂想之際，棋壇已率先解決了人類棋手的telos問題。

很多人對創科時代感到不安。也許，不是這個時代有什麼地方令人不安，而是我們對於人類的telos想得太少。中世紀後，「人生的意義」這門課便從西方哲學抽調到宗教領域，使那個「意義」變成客體，把最完美的品質投射到上帝和耶穌身上。這些品質人類可望不可即，我們只有歌頌和讚美的份兒，基督教的目標是教導人們成為基督徒而不是成為基督。眾所周知，中世紀很多偉大的神學家都借用古希臘、古羅馬哲學來闡述基督教的教義。由此可見，西方宗教思想和理論的侷限很早便被察覺了；但依靠古老的哲學，這個侷限一直被隱藏起來。於啟蒙運動前後，哲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令哲學難以繼續為宗教效勞，最終導致宗教和哲學分家。

分家後，西方哲學不甘心回歸telos的探討之中（個別哲學家例外，如：桑德爾Michael Sandel），而教會的理論工作則幾乎停滯。最明顯的現象就是一些新派的神學家不被教會包容而要「淪為」哲學家。舉例說，今天的東正教會對別爾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仍有很大的保留。相比之下，雖然中世紀的教會予人保守的印象，大致上還可以包容不同見解的神學家。分家的客觀效果就是西方哲學走得有點太快，覺得「新就是好（或不怎麼壞）」；而西方宗教則走得有點太慢，覺得「新就是不好（或沒什麼好）」。【註2】

那麼，創科時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借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說法，人想對一些客體施以控制（至少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而創造出一些人為的環境（家庭、學校、教會、各種社會制度），而傳統上這些都是一些適宜人類生存的環境。雖然人們生活在當中難免會受到這些環境的控制，但人類不會感到被控制，因為這些環境在控制人類的同時也會照顧人類的需要，正如魚在水中不會感到被水控制。但新科技正在不斷打破這些環境，例如：有人擔心機械妓女可能把家庭消滅，惟恐男人從此不再需要女人。然而，這些環境的破壞不代表控制失效，反而最後剩下的可能只有赤裸裸的控制。這種赤裸的控制不以照顧人類的需要為目的，科技發展變成純粹為了進步而進步。（見Deleuz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vol. 59, 1992, pp. 3-7.）

Davor Dzalto借用Wilhelm Schmid的說法，稱呼我們這個時代為「後天性時代」(Era of Posteriority)。Dzalto以網絡社交平台為例，每分每秒都出現大量「新」資訊，但多數「新」東西的內容都是類似的、重覆的，只有形式上的更新。新科技使人們沈醉於表面的「新」之中，不知不覺便被科技控制，如此便失去了真正進步的動力。這是沒有創意的創新。

較早前，01哲學轉載張汝倫教授的《中國哲學與當代世界》，這篇文章批評西方哲學：「現代哲學，首先是西方哲學，與時代日益脫節，越來越具有『無時代性』的特征……越來越走向學院化和技術化。」諷刺地，不夠「學院化」和「技術化」正是東方哲學的弱點，因為它與宗教難分難解；而以上兩個弱點傳統上被視作整套東方哲學的缺陷。如今因為時代轉變，短處變成了長處。可見「優」、「劣」無常勝，一切視乎客觀情況而定。

牟宗三說，東方哲學的特色在於「主體性」和「道德性」。（《中國哲學的特質》，1963年初版，臺北：學生書局，2015年）。其實，嚴格來說，中國和印度都沒有「宗教」和「哲學」這兩個概念。沒有哲學這個好懂，以《中庸》這一句為例：「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當中便充滿了宗教味道。但較少人知道「宗教」這個中文詞語原是佛教詞彙。「宗」解作「宗門」，「教」解作「教下」。「宗門」是修行的方法，例如：禪宗參禪、淨土宗念佛；「教下」是佛家經典和義理的教學。（「法師」本來專指講經說法的老師，現在變成所有出家僧侶的統稱。）由此可見，古代中文沒有一個字能夠直接翻譯religion。基督教傳到中國後，才借用「宗教」來稱呼對於客體神明的崇拜，從此「宗教」失去了原來的主體性含義。

《論語》有此一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長久以來，讀書人都認為這句話是孔子的自謙之辭，於是很容易輕輕帶過。當然，如是解讀「述而不作」完全沒有問題。牟宗三認為孔子以「仁」為中心的學說是一種偉大的創新。若牟宗三的觀點要成立，「述而不作」便必須是自謙之辭。

但還有一個可能性古往今來很少有人考慮過，就是孔子果真「述而不作」，沒有半點謙虛之意。淨空法師如是解讀佛經中的「如是我聞」：

所以經上告訴我們，佛有沒有說法？佛沒有。佛給我們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佛說：沒說一句話。這個話是什麼意思？沒說一句話，就是沒有一句話是自己的意思，沒有一句話是自己的創見，沒有。佛所說的是什麼？說的是過去諸佛如來所說。正如同中國孔老夫子所說「述而不作」，孔老夫子沒有創作，他所講的都是古聖先賢所說。（釋淨空，《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四卷）》，檔案12-017-0004，1998年5月24日，擷取自網頁「淨空法師專集網站」）

不論你是否同意以上的看法，都不可否認這是對「述而不作」相當有趣的解讀。若作如是解，「述而不作」便有比自謙之辭更為深邃的含義──那是一種沒有創新的創意，與「後天性時代」沒有創意的創新剛好相反。可見若完全放棄宗教性質的思維，便難以得出這一種深刻的領悟。東方哲學講求對古聖先賢有一種近似宗教的信心，以這個信心作為修學的基礎。一位內地學者在討論宋明理學時便這樣說：「漢以後的中國哲學家基本都不是『橫出的』，一定是『縱出的』。所謂『縱出』，就是再偉大的思想家也一定要承接前代的偉大經典，這是中國哲學的一大特點。」（楊立華，《宋明理學十五講》，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203）如果孔子真心認為自己「述而不作」，又何止是「漢以後」的事呢？東方哲學的這一老傳統，也許比很多學者想像中來得更源遠流長。

我們進入了一個迫切地需要正視人類telos的時代，不安的情緒就是拜這種迫切性所賜。存在主義神學家的使命就是要為宗教和哲學重新架上橋樑，為基督教注入主體性，目的不外乎回答人類的telos問題。（由此可見，早前01哲學有一宗關於讀哲學還是讀神學的爭議其實沒有什麼好爭議的。）而棋壇看待人工智能的態度，正是一種沒有創新的創意，其智慧體現於能夠「返回」未有人工智能之前，實現了齊克果所說的那一種重覆而不一樣的存在。也許，東方哲學那種經過長時間醞釀出來的智慧，可以供西方哲學借鑒，從而如棋壇那樣回答人類telos的問題。

註釋

註1：由於我的中文翻譯未必準確，現附上英文原文以供參照：「價值觀的疾病」（A sickness of values）；「滾雪球般發酵的問題」（A problem that feeds on itself）；「惡性進步主義」（Malign progressivism）；「漫無目的的進步主義」（A progressivism without teleology）。

註2：教會有很多種類，無法逐一細說。我這裡所指的是建制教會，而不是被打壓的教會（例如：貴格會）。而類似的分家情況也曾發生在中國的清末民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