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的文學政治（上）丨思兼

村上春樹作品在華語區的流傳，很受幾個流行描述影響。「小確幸」乃是當中最如影隨形的標籤。此詞語出自他與安西水丸合著的散文集《尋找漩渦貓的方法》。「小確幸」是略譯，意思應為「微小而確實具體的幸福」。結合他舉的例：「小確幸」相對於大挑戰，像是「堅持激烈運動過後，喝一口冰冷啤酒」的感覺——它是某種堅持之後的自我欣賞。然而隨著詞語逐漸傳播，「小確幸」演變成與「窮風流」幾乎等義，跟消費主義合流成為新的生活美學。此外，他在作品中流露他對古典音樂的認識，亦使他與這種生活美學非常親和。

前陣子中國作家閻連科也在他的公開課中，指出村上文學是「苦咖啡文學」。苦咖啡文學指的是這些文學和「苦咖啡一樣，溫暖中帶一點寒冷，甜美中有絲絲苦澀」。有朋友說閻這番話乃是曲筆，實另有所指。我認為，曲筆與否並不重要，也不是要質疑他背後所追求的文學價值。文學流傳本身就是社會現象。閻的評論除了反映「文學在不同地方自有其生命軌跡」，也反映華語區詮釋村上春樹多停留在他早期「抽離」的寫作位置，把他的「抽離」看成是一種個人主義。

村上春樹的文學政治：從「抽離」到「聯繫」

若要討論村上春樹的文學政治，先要從他在八十年代的動態開始說起。村上春樹赴歐美前，一直離群索居地寫作。即使屢獲文學獎，他仍嘗試要避開社會、團體以及各種規制。他在一九八六年離開日本前往歐洲，又在一九九一年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席講師。旅居海外的他，原本離群索居、逃避建制的慾望變成了生存狀態，反倒令他重新留意與別人的連結。

村上春樹在多事的一九九五年年中回國。該年一月，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兩個月之後，奧姆真理教於東京地鐵策動沙林毒氣襲擊，造成十三人死亡，逾六千人受傷。雖然前者為天災，後者為人禍，本質並不相同；但村上深信：「奧姆真理教的導師麻原彰晃為阪神大地震所鼓舞，堅信現在正是撼動或順利顛覆日本國家根基的大好時機（或者被那種妄想所驅使）而策劃了地鐵沙林毒氣攻擊事件，於是兩者之間具有無可爭議的因果關係。」

一九九六年初出版的對談集《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記載著他對這兩件事的初步看法，也是評論他文學政治的重要線索。文中介紹的評論家，不少都以這書作為重要的立論線索。對談中他向河合坦言自己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他說自己從「抽離」（Detach）到「聯繫」（Commit）【註1】。聯繫並不是指「已經明白大家的說話了，不如我們手拖手吧」，而是指「從井口不斷挖下去，穿過不可能穿越的牆去與人聯繫。」換句話說，他追求的並非精英走入人群帶領，而是深入隱藏的族群並認識了解他們。接下來的兩年，他的確如自己所述，先後創作三本著作：關注沙林毒氣受害者的報導文學《地下鐵事件》，訪問奧姆真理教教眾的報導文學《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II》，以及有關阪神大地震的短篇小說《神的孩子全跳舞》。

《地下鐵事件》：奧姆真理教和心中的「物語」

在《地下鐵事件》中，村上春樹提及他關注奧姆真理教的兩大動機。

第一、奧姆真理教教眾他們所需要的「故事」是怎樣的？如果包圍世界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正如李歐塔所言般崩壞，是否代表我們並不需要故事？村上春樹否定這個說法，他說「人失去自我，就是失去自我這個一貫的物語。但是沒有物語，就無法長久活下去。這種『物語』超越局限人類的倫理性制度（或制度化倫理），是能夠讓你和他者得到共時體驗的重要鑰匙。」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物語和整體歷史敘事的關係：在奧姆真理教體現了消費主義所暗隱的個人化物語消費。他以「奧姆的物語」為例，這些如傳說或兒童文學的「簡單」物語反而更容易建立到自我身份。多元複雜的故事，又或者漸趨專門化的複雜小說反而無法讓人找到準確的自我定位，建立與他人的共時經驗。

他將奧姆真理教教眾與美國「大學炸彈客」卡辛斯基【註2】類比：他們都希望脫離現時體制以求自主。卡辛斯基是個激進的盧德主義者【註3】：他隱居數年。他以拒絕現代性、工業化作為保衛人類自主的策略。後來隱居地附近生態環境被地產項目破壞。他發現隱居無法求存，後漸趨激進，十八年間策劃十七起針對高技術人員的炸彈襲擊，以求解放。他認為奧姆真理教軌跡相似，教眾選擇被新宗教敘事圈養，自絕於社會；後來從麻原彰晃身上領受「物語」，以封閉宗教中塑造的「自立」來達至解放。

面對大敘事崩解的世代，通常有兩個傾向：物理上的隔離（離群索居）與心靈上的隔離（激進主義或原教旨主義）。心靈上的隔離亦即奧姆真理教和「大學炸彈客」兩個事例。村上特地提起自己小說家的身分，他指出時代拿不出有效的「物語」足以驅逐麻原彰晃的「物語」。

第二，奧姆真理教以及地鐵襲擊的「地下性」。這種「地下性」令村上想起自己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地下生態——如在地鐵線下生活的「黑鬼」，與人類世界共時地生活著。「黑鬼」這比喻暗示著人與人之間生活經驗的不同已經足夠大，成為像平行世界般的陌生。雖然象徵「地下性」的井，在他筆下屢次出現；但這裡說明他自覺「地下性」／不可視本身的政治性。村上春樹的作品一直不乏這種異境書寫，但對不可視的自覺，跟前期具有神話色彩的異境書寫（如《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整條「世界末日」故事線）並不一樣：他們實存於世間，會介入地上人的世界，也並不是我們如以往視而不見就會解決。

村上春樹的看法啟發我們去思考這種小團體、甚至孤狼式恐怖襲擊背後的時代意義。他們不僅僅是某幾個心理變態的人物，也未必是某個種族的問題；這反而是這些物語在後現代生存狀態都無法令人安心的焦慮表徵。其他日本評論家會怎麼看村上春樹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呢？下部會介紹兩本重要的書，以資討論。

註釋

註1：和製英語コミットする（to commit）亦有積極與人交往、與人熟絡的意思。有別於英文多用於公事，日文用此詞時多涉及為他人奉獻、與他人的誓言等需要努力維繫的關係。村上春樹在此書用到的這對反義詞，強調與人連結、牽繫的有無。

註2：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1942年於芝加哥出生。十歲時測得智商達167，十六歲時破格被哈佛大學數學系取錄，二十歲完成博士學位。他外號為「大學炸彈客」。他在1978年至1995年間，不斷郵寄炸彈給大學教授、大型企業主管以及航空公司。1995年他以「不再策劃連環爆炸案」為條件，要求紐約時報，以及華盛頓郵報全文刊登他的論文《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文中闡述了他的犯案動機：力陳工業文明會令人喪失自由，所以他針對高技術人才策動襲擊，以科技倒退的形式達成人類解放。

註3：盧德主義者（Luddite）最初指十九世紀英國民間反對工業革命，反對紡織工業化的社會運動者；後來此語指反對新科技對人的宰制，並以破壞工具作為解放人類之手段的人。

參考資料

村上春樹（1994），《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時報出版

村上春樹（2002），《地下鐵事件》，時報出版

村上春樹（2004），《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時報出版

劉研（2016），《日本「後戰後」時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樹論》，商務印書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