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奈格里《集會》:「諸眾」天然是運動主體嗎?(下)丨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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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眾天然是運動的主體嗎?

 

在筆者看來,哈特與奈格里的論述鏈條存在著一個核心問題沒能解決,那就是:人們在勞動過程中體現出的創造力,就一定能轉化為政治行動中的戰略能力嗎?換言之,我們真的能認為,生產領域所形塑的勞動者主體,就必然會轉變成政治抗爭的主體嗎?

 

這種從經濟場域到政治場域的轉化,對於哈特與奈格里的理論設想至關重要,哈特與奈格里似乎預設了這種轉化的天然可行。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轉化絕不會自動發生,而是需要一個移植、轉譯、激發、動員的過程。究竟是什麼力量和機制,能讓人們以政治的方式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將自己塑造成政治抗爭的主體,從而參與到解放性的社會運動中來?對於這個問題,《集會》一書並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答。

 

《集會》英文版封面

 

誠然,哈特與奈格里的自治主義視角肯定了勞動者作為歷史主體的創造力和鬥爭精神;但這一視角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反應性的(reactionary)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系統,又是可以根據現有的社會運動鋒芒而進行一系列的內部調整、自我完善和更新進化。也就是說,它能夠挪用並扭曲社會運動的一部分訴求,從而達到壓制抗爭精神的目的。

 

比方說,哈特與奈格里在書中就指出,面對著社會生產逐漸自主化的趨勢,新自由主義挪用並扭曲了「自主」這個概念,在資本主義的模式裡加入了許多與「自我管理」相符的元素,例如手機app自助購票、自助登機等等。新自由主義通過這種挪用、扭曲和內化,為人們佈置了一種生活自治的幻象,從而抵禦了勞動者所呼喚的更徹底、激進的自治。

 

更有甚者,兩位作者在書中還指出,新自由主義在今天攫取價值的典型方式,就是先創造出機會和空間來讓勞動者在自發參與、自我組織中自由地生產價值,再以不易察覺的方式將這些價值收割。但兩位作者沒能進一步意識到,這種由資本在暗中操控的自發參與和自我組織,完全有可能榨乾勞動者的注意力、精力與熱情,使當代的勞動者無暇也沒有興趣進行政治意義上的動員。典型的例子,就是伴隨偶像工業崛起的大規模「粉絲動員」。圍繞著「自家偶像」的「粉絲動員」,的確體現了粉絲社群高超的自我組織能力。在文化產業資本的引導下,各類粉絲後援會不斷創造著新的合作形式和應援戰略,也讓資本賺得盆滿缽盈。同時,作為消費者和勞動者的粉絲們,付出的不只有金錢,更是大量的精力、創造力和情感勞動。但這種與文化產業資本親密互動的粉絲動員越是高漲,粉絲們往往就離抗爭性的政治主體越是遙遠。

 

從勞動者主體到抗爭主體的政治轉化之所以困難,不僅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系統對抗爭意識的微妙壓制和對「諸眾」創造力的收編,而且也和「諸眾」自身所面臨的疑難有關。

 

正如前文所述,哈特與奈格里的樂觀主義論調是與他們對「非物質勞動」與「共同體」這兩個概念的闡述息息相關的。然而,兩位作者也都承認,無論是非物質勞動還是創造共同體的潛在可能性,都只是在「性質」而非「數量 」的意義上佔據了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換句話說,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依然存在著大量從事物質性生產的勞動者,而全球的大部分資源和產品也仍然很難被視作勞動者共同體的共同財富。

 

按照哈特與奈格里的解釋,共同體的共同財富似乎只局限於那些相對而言並不稀缺的資源,比如共用的知識或城市空間。這樣來看,使用谷歌搜索的互聯網用戶們或者佔據城市空間的社運參與者們之所以能夠自發地開展資源分享實踐,是否僅僅是因為他們尚未受到稀缺性的限制?

 

哈特與奈格里在書中多次提到,近年來全球聯動的佔領運動參與者,在運動期間自發形成各種共同體網路:從開羅解放廣場到伊斯坦布爾的蓋齊公園(Gezi Park)到美國的立岩(Standing Rock)保護區,抗議者們共用食物、帳篷、電力等資源,他們的行為超越了既有的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二分法,展現了運動自我管理的潛能。而在歸納運動的失敗原因時,兩位作者又一致矛頭對外,將原因歸結為各種外部煽動者、員警暴力和媒體偏見的影響。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近年來許多運動的失敗不僅在於外部的鎮壓與歪曲,而且也在於內部共同性契約的自我瓦解。我們不得不認識到,在互聯網社交媒體和社會運動現場所創造出來的共同性或許是極端脆弱的,它也許需要一種專門的政治化過程才可以鞏固下來。

 

開羅廣場示威集會

 

換句話說,兩位作者在《集會》中深入現有社會運動內部的觀察視角,既是他們的長處,也成為了他們的弱點。當他們沉浸在已經成氣候的社會運動中時,他們所看到的社運面臨的所有問題,似乎都可以被概括為「戰略問題」和「戰術問題」這兩類。在這一視角下,「如何動員人們參與到社會運動中來」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運動已經存在了,「諸眾」已經自發地集結起來,「諸眾」天然就是運動的主體——這是已經被預設的了。

 

然而,如果跳出那些已經成氣候的社會運動,看到更多不成氣候的社會運動、想動員卻動員不起來的社會運動,就能發現:如何讓人們將自身視作社會運動的抗爭主體、如何讓人們產生政治動員的興趣和欲望,恰恰是極為關鍵的、決定運動生死的問題。這個問題,完全超越了「戰略」和「戰術」的二分法,而觸及更根本的層面。

 

政治參與者的主體是如何被塑造的?

 

另外一個可能更致命的問題是,在哈特與奈格里所說的「生命政治勞動」中,諸眾確實開展了頻繁而豐富的合作和交流,但這種社會聯繫是否一定就會帶來解放性的政治能量?我們是否會面臨相反的困境:「生命政治勞動」帶來的並非受剝削者的聯合,而是更強的互相審查和控制?

 

事實上,這種問題視角在經典的勞工研究中已經出現過。既有的勞工研究發現,資本常常鼓勵而非排斥工人之間的聯繫,以此進行更為有效的間接管控。而在數位媒體時代,大資料監控不僅僅存在於互聯網公司和個體用戶之間,更存在於用戶與用戶之間。如果所有的聯繫都有利於社會運動戰略能力的培養,我們也就不會看到如今對於隱私、演算法和「同溫層」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之所以會成為焦點,恰恰是因為當前的線上聯繫所帶來的往往是彼此衝突而非相互體認,當前的線上交互經常造成勞動者之間更深的誤解乃至極化。

 

更進一步說,倘若勞動者之間的紐帶缺乏正確的動員機制,那麼這種紐帶反而會散播對於左翼政治行動的恐懼。比如,在阿拉伯之春後,埃及等國的網路輿論迅速極化,反對派陣營快速解體,這就印證了線上用戶之間的聯繫實際上也具有製造和傳播恐懼的能力。

 

最後,我們也應該看到,「生命政治勞動」絕非左翼的特權。哈特與奈格里顯然也意識到了過去兩年極端右翼興起所帶來的挑戰。他們在《集會》中對保守主義作為一種反應性思潮進行了分析,將保守主義指認為一種試圖重塑舊日團結感的觀念。然而,兩位作者對保守主義的分析儘管精准,卻似乎割裂在全書的框架之外自成一體。

 

諷刺的是,《集會》中所提倡的社運模式,完全可以被如今的極端右翼所採納,甚至他們早就在這麼做了:那些廣為人知的右翼Meme、去中心的右翼集會、對左翼人士的騷擾、對主流保守派的群嘲,哪一個不是充分利用了「諸眾」的創造性、共同性所帶來的機遇?誠然,兩位作者在《共同體》一書中曾經指出,解放性的政治運動所需要的社會紐帶來自於勞動者的合作網路,來自於「奇異性」與「奇異性」在相互碰撞中發生的公共交往,而非基於同質性、相似性的抱團排他。但當代的另類右翼運動,其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基於同質性、相似性的身份認同,而成為由反女權、白人至上、各種互聯網反文化社群、反移民、擁槍派等各種訴求與身份群體所組成的鬆散而多元的「統一戰線」。這些社群之間的團結感,同樣可以說是來自於合作,來自於碰撞中的互動。換句話說,哈特與奈格里所設想的政治運動模式,在各個層面上都難以避免地被右翼運動化用和收編。

 

從《帝國》三部曲開始,哈特與奈格里定義「諸眾」的方式,就是強調這一主體不斷進化和重生的可能性,而不對這一主體進行清晰的界定。因此,他們在最大化地挖掘「諸眾」概念的理論潛力的同時,也不免要回避右翼動員的實踐潛力的問題。他們的思路不僅難以解釋歐美極端右翼聯盟的出現,也很難分析如今中國網路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勢力的崛起。

 

在這一缺憾背後,蘊含著兩位作者對「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什麼」的特定理解。在他們看來,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代表」:究竟是誰,通過什麼方式,才能「代表」人們的意志參與到政治中?誠然,任何「代表」機制都是一種悖論:一方面,「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間必須維持聯繫,才能使「代表者」保持代表性;但另一方面,「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間也被劃定了明確的界限,「被代表者」註定無法直接參與政治。哈特與奈格里試圖結合新的勞動條件來解決這個問題,繼而樂觀地提出:「諸眾」已經有能力自己代表自己,所以我們也就不需要讓誰來代表「諸眾」。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許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並不是「代表」,而是如何塑造政治參與的主體。換句話說,政治參與者對於「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麼」的理解,並不是在政治場域以外就已經被生產出來,然後再被帶入政治場域的。相反,這種政治意識恰恰是在政治活動當中塑造出來的。政治活動如何讓人們以特定的方式理解「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麼」,如何引導人們參與到特定的政治行動中來?這也許才是對於當代的解放性政治運動來說最核心、最棘手的問題。

 

當然,這並不是說「諸眾」完全沒有自發開展政治行動的潛力。比如在2018年初蔓延中國各大高校的反性騷擾行動中,自發參與的行動者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年初北航校友羅茜茜實名舉報其博士導師性騷擾之後,短短兩周時間內就有四十餘所高校的學生和校友自發組織起連署行動,呼籲自己所在的高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行動的快速擴散,有賴於許許多多未曾參與過政治行動的普通人的自發組織。

 

但「諸眾」的自發性並不能概括這場行動的全部。中國反性騷擾的呼聲不是2018年才出現,中國的女權主義者從幾年前開始就在宣導反性騷擾的行動,但從未形成過2018年初的浩大規模。為什麼「諸眾」的自發性唯獨在這場行動中才被如此劇烈地點燃?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看到在這個事件發酵的初期,恰恰是最先在公共輿論中站出來的幾個發聲者提供了一套極富感染力的話語,點燃了公眾的共情心和團結感,在公眾自身和事件之間建立了感同身受的聯繫,從而「喚起」了行動和抗爭的主體。換句話說,有動員力的政治話語是自發政治行動的前提。

 

在紐約參加女性大遊行關注中國女權議題的人士合影。

 

在這場行動中還可以看到,似乎無法依靠行動者的自發性來建立跨階級的團結。雖然2018年初的反性騷擾行動一開始主要集中在中產階級高校學生群體當中,但卻令人驚喜地表現出一種打破階級隔閡的可能:1月23日,富士康的女工在自媒體「尖椒部落」公開發聲,要求雇主建立反性騷擾制度。女工和學生之所以能在反性騷擾行動中走到一起,恰恰不是自發性的表現,而是有賴於「尖椒部落」等長期紮根於女工社群的行動組織的動員努力。

 

或許我們的確可以承認,「諸眾」具備參與政治行動的潛能——這是哈特與奈格里希望我們看到的。但是,這種潛能很難自發轉化成行動,而是需要被某種力量激發出來。另一方面,要想在「諸眾」中打破隔閡、建立最廣泛的團結,也需要一種超越自發性本身的力量。這種力量,也許只能來自於政治行動組織在艱難條件下頑強的堅守和深耕。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原標題為:哈特、奈格里新書《集會》:「諸眾」天然是運動的主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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