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們需要藝術?──藝術作為社會行為丨于千

撰文:于千
出版:更新:

我們經常談論藝術,有些人從事藝術,有些人欣賞藝術;但是,何解我們需要藝術?一個藝術家或許會說:「因為我需要創作。」這個答案有它的道理,但不免過於私人。一般而言,歐陸哲學家對人類藝術行為具有高度的讚許 ──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會說,藝術的作用在於達致精神層面上的滿足。

 

怎樣也好,我認為人類學家對這問題的看法值得參考;當然,藝術人類學家不只得一種,篇幅所限,本篇先談談藝術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吉爾(Alfred Gell)所說的,以藝術作為社會行為的想法。在下一篇,我將以吉爾的概念區分作為基調,繼而引介人類學家埃倫.迪薩納亞克(Ellen Dissanayake)的「生物行為觀點」( the biobehavioral view),試圖為「何解需要藝術?」提供進一步的答案。

Pablo Picasso. The Kitchen

藝術人類學,並非哲學,亦非美學

甚麼是藝術?畢加索(Pablo Picasso)的畫作、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音樂、杰夫.昆斯(Jeff Koons) 的雕塑、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 的行為、法國肖維岩洞(Chauvet Cave)的壁畫、非洲十萬年前穿了孔的貝殼、甚至是藝廊的一對眼鏡?

 

從以上的種種例子觀察所得,藝術的展示形態千變萬化 ── 幾乎可以說,不能用一兩道規條將其統合。在理解藝術方面,人類學家雖會考慮哲學上的思辯和論證,但他們不一定全盤接受哲學家們的立足點。藝術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吉爾(Alfred Gell)在他的最後遺作《藝術與能動性:一套人類學理論》(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裡聲稱,人類學對藝術的理解,是獨立於哲學和一般藝術理論的。

 

甚麼是藝術?吉爾認為,即使藝術就如亞瑟.丹托(Arthur Danto)所說,是由一幫在藝術圈裡的藝評家、拍賣者、收集者、理論家等所決定的東西,人類學理論所關心的卻是另一回事。他指出,丹托的藝術機構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或許有其一定的解釋能力;但在人類學的角度,藝術是一種社交行為;因此,理論的建構應以社會成員間的藝術互動作為中心。吉爾不反對社會互動終有一天會發展成藝術機構;他只是認為,在藝術機構之下,更根本的是人類間的社會互動。

(雖然,必須一說,吉爾對丹托的藝術機構理論,似乎存在著某種誤解 ── 丹托所說的,絕不只是隨隨便便的藝術圈)。

 

吉爾繼而進一步說明,在一個人類學的觀點下,對藝術的研究,其實是對「社會能動者(social agency)的社會關係」的研究。所謂的藝術品(art object)不一定就是《蒙娜麗莎》(Mona Lisa)那種,更準確的說它是社會關係的產物,所以,就連社會中的人(能動者)也是藝術品。他說,藝術的人類學理論必須要像其他的人類學理論 ── 例如,就像研究人類經濟交易的理論,只是把「經濟交易」換上「藝術品」。

 

吉爾對藝術的理解,聽上來有點極端,但卻道出了一些思考要點。首先,藝術是人類這種生物間的活動,它不像道德,需要放諸四海皆準(意思是,假如有具有智慧的外星生物,他或許跟人類共享類似的道德觀,但卻不必跟大類共享一套藝術觀)。其次,我們問甚麼是藝術,猶如把藝術視作獨立於人類的東西,吉爾把藝術的重點帶回社交上的面向。由此,我們又看到了藝術這個概念的一個意味:藝術活動的特質不單是藝術家的創作,還有欣賞者的回應。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英文版封面

藝術人類學,並非藝術社會學,亦非認知心理學

雖然,吉爾認為藝術是社交活動,但藝術人類學仍然跟其鄰近的社會學有所差異 ── 他所指的社會學理論,其實就是當時(甚至直到現在)大行其道,以約翰.伯格(John Berger)和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為主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而社會學跟人類學的最大差異,是社會學同樣是假設了某種機構的存在,這些機構雖不一定是一個「藝術圈」,但不多不少是一個由文化構成的場域 ── 比如說,布迪厄所關心的是社會品味建構的問題。然而,吉爾指出,人類學不必有這種預設,人類學所關心的,是個體於社會互動中的面向。

 

好了,我們算是大概看懂了吉爾對藝術的理解。但在人類學的角度看來,藝術跟經濟交易根本不太一樣 ── 我們似乎不難理解,何解人類會發展出交易這種社會活動;但對於藝術作為社會活動,我們又像走進了迷霾。

 

吉爾說,人類學家的其中一個任務,是分析社會中「看似不理性」(apparently irrational)的行為。為此,他引用到法國認知人類學家史波伯(Dan Sperber)的「我老兄是綠鸚鵡」難題( the ‘my brother is a green parrot’ problem)。根據史波伯,所謂「信念」有兩種意味,分別是對於事實的信念(belief in facts),和對於所看到的表象的信念(belief in representations)。而當我們說相信一事物,往往是取前者。

 

吉爾繼而又說,為了解釋藝術行為看似非理性的面向,人類學家必須有尋根究底的心。一般來說,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會在「社會文化」的一層止步,意思是,他們認為只要知道一個社會的文化,再把藝術活動放進文化的語境之下,我們便能了解何以人類會從事藝術活動,以致是背後的心理學因由。所謂尋根究底,是指要把藝術行為放進更微觀的語境中,因此,人類學又變成了一種「傳記式的」(biographical)研究方法。

 

吉爾接著又說,在比較之下,社會學是「超傳記式的」(supra-biographical);認知心理學則是「底傳記式的」(infra-biographical)。亦即是:社會學是人類學研究的續篇,認知心理學埋藏於人類學研究之下。然而,說到底,人類學究竟搞甚麼鬼?或許就是簡單的一句:人類學把重點放在社會中的人(能動者),在生命中的一段時刻的藝術行為,是介乎於社會學與認知心理學之間的研究。

Asmat Shield

藝術作為行為的本質

 

說到這裡,想要解答「何解需要藝術?」這種問題,要看的除了是吉爾所說的人類學,其實還有社會學與認知心理學!吉爾對人類學的理解或許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但我相信,他仔細的概念區分可以使我們掌握藝術人類學的基礎思維。

 

首先,人類的藝術行為最少分了三個層次:社會學-人類學-認知心理學。其次,根據吉爾,認知心理學是解釋藝術的一環,換句話說,人類的心理學欲求,是構成對藝術行為有所渴求的基礎。然後,我們又很自然地會追問:「那麼文化(社會學研究的範圍)會影響人的心理嗎?」如果會,說到底社會學亦是了解對藝術渴求的一環了。

 

其實,吉爾的確有對「何解需要藝術?」作出解答,但他的解答非常複雜,並且需要從能動性(agency)說起。首先,我們知道藝術是社會的互動行為,但不要忘記,行為的本質涉及到行為的創造者和接受者。一般來說,我們稱創造者為藝術家,接受者為觀眾。從這個層面看來,藝術家可以是藝術的因,但同時,觀眾對藝術的需求也可以是因(當然,吉爾並沒有排除藝術家自身也可以是觀眾),兩者之間的互動構成了藝術品出現的理由,而藝術品的出現,又會成為一種能動性的因,影響著藝術家,或是觀眾 ── 甚至是影響著藝術品本身!

 

可是,藝術創作的因由當然不是如此簡單的,我們很容易便會追問:「藝術家和觀眾的渴求源自哪裡?」在這方面,吉爾以例子作了一些解說。例如,在一個原始部落裡,人們利用盾牌(Asmat Shield)的圖案嚇退敵人 ── 因此,藝術的行為又成了一種部落紛爭的行為。不過,除了從屬於其他社會行為的原因外,藝術家又為什麼要創作呢?吉爾並沒有提出明確的想法,他只是說,在一些時候,藝術家就似是無社會目的地創作。他說,當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隨意在畫布上滴上顏料,所畫的東西甚至不具對象。

 

我想,在這個時候,吉爾大概會認為,一些根本的能動性誘因是屬於人類認知、或文化建構上的,所以他認為,自己作為人類學家,根本無需解答那些問題。事實上,吉爾確實有提及過人類觀賞藝術品時的心理學。他引述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對藝術心理學的見解,指出一些圖像對人類的心靈具有牽引的作用 ── 例如,一個正方形中放著一個不正中的圓點,人們會傾向把圖像想像成對稱。這類牽引作用是藝術家創作的指引。

 

雖然吉爾沒有進一步說明藝術行為的確實因由,但一些藝術人類學家卻有嘗試延伸討論。例如,人類學家愛倫.迪莎納婭克(Ellen Dissanayake)就說,人類的藝術行為可由演化論解釋,因此,透過了解生物的演化論原因,我們就可以更了解人類為甚麼需要藝術。在下一篇文章,我將會闡述迪莎納婭克的「生物行為觀點」( the biobehavioral view)。

參考讀物

Berger, John. Ways of Seeing. Penguin Books, 1972.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outledge, 1989.

Danto, Arthur. “The Artworl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61, no. 19, 1964, pp. 571–584.

Gell, Alfred.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Clarendon Press, 2013.

Sperber, Dan.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Towards 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 Man, vol. 20, no. 1, 1985, pp. 7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