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學（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文：楚清秋

成語「明哲保身」，來自《詩經．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輯錄古代華夏子民賦詩言志、訴說心聲的古籍《詩經》，是儒家學說的源流之一。孔子提倡「儒學」，迄今已有近二千五百年歷史；在中華文化浩瀚長河中，「儒學」自橫空出世以來便一直保持著重要地位。在時間洪流的砥礪、政權更迭的洗禮下，儒家學說滋生出無數派別；從純粹一套人生觀、哲學，演變成倫理學、管治學、乃至宗教學。

儒家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的轉捩點，是西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除了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管治學的地位外，亦產生出無數尊崇儒家的帝王將相。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要各司其職，各安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中國歷史上，要「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從來是臣子的「議題」；沒有天子要退位的道理（當然不得時勢、甚或有人謀朝篡位則另當別論，這裡說的是天子「自動」退位；「禪讓」從來只是美談，這邊就不贅述）。這篇文章希望討論的，是儒者對「明哲保身」推崇備至的現象。

儒者普遍相信，有智慧者才能「明哲保身」；正如《易經》所云：「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能洞察先機是最妙的。所謂先機，是形勢的微妙變化、是反映吉凶的先兆。君子一旦察覺先機，便會馬上作出決定。）春秋時期輔助越王勾踐擊敗吳王夫差的兩位名相范蠡和文種，為何命途迥異？兩者自是聰明絕頂的謀臣，但范蠡深諳「鳥盡弓藏」的道理，認為越王為人「只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功成便告歸隱；文種縱得范蠡提點，稱病不上朝，但最終仍被越王賜死。然而，這件事上錯的是誰？錯的是怕被「功高蓋主」的勾踐。不過，人們總是讚揚范蠡明哲保身的智慧，卻甚少有人（尤其儒者）鞭撻勾踐的心狠手辣，還彷彿在嘲笑不知進退的文種。

事實上，「明哲保身」，往往與「見義勇為」成對比；因此，傳統儒者總是讉責因義舉而受傳頌的遊俠或俠義之徒。撰寫史學巨著《史記》的司馬遷對此不以為然（西漢初年，依然盛行黃老道家學說；太史公受其父司馬談影響下，亦偏向道學），更特意撰寫《遊俠列傳》，記錄一些義薄雲天的民間俠客事績。司馬遷認為遊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講得出，做得到、信守諾言、為別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司馬遷在當時頌讚遊俠，雖不至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但至少亦因此飽受儒者批評。例如《漢書》作者、東漢時期的班固認為遊俠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矣」（此等人粗鄙才疏，卻掌生殺大權，其罪是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為何評論兩極？因為儒者認為遊俠是在破壞他們所信奉的禮教傳統。

漢武帝時期，多次出兵攻打匈奴；其中，將軍李陵因為兵敗而投降匈奴。漢武帝怒不可遏，下令誅殺李陵一家；朝中臣子亦紛紛附和讉責李陵，認為他「叛國」、是「漢奸」。唯獨司馬遷認為李陵做人行事正直、對士兵恩信，為了國家奮不顧身，僅帶少量士兵便長征匈奴，親身面對強敵；並非於宮中穩坐高堂、享受高床暖枕的臣子可妄下定論。司馬遷仗義執言，結果卻慘遭「宮刑」。班固認為「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司馬遷見多識廣，卻不知獨善其身）；明末清初時期的大儒王夫之《讀通鑑論》中，認為「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 （司馬遷搶著為李陵文過飾非）。可見在儒者眼中，司馬遷的「見義勇為」是愚不可及的；彷彿在朝中對皇帝唯唯諾諾、山呼萬歲，才是「明哲保身」、才是大智慧。然而，儒家經典《禮記》不是說「刑不上大夫」（刑罰不會強加於士大夫）嗎？怎麼沒人替司馬遷辯護？就當在朝者是戒慎恐懼，如《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是後世亦甚少有儒者批評漢武帝這個殘忍決定（沒有刑罰比「官刑」更侮辱了）。

北宋大臣司馬光，除了是個史學泰斗之外，亦是個大儒。他雖無為其政治、哲學思想著書立說，但在著作《資治通鑑》中以「臣光曰」的方式絲絲點點滲露出來。他對西漢初年名臣張良的「明哲保身」推崇備至：「如高帝（劉邦）所稱者，三傑（韓信、蕭何、張良）而已。淮陰誅夷（韓信被諸三族），蕭何系獄（蕭何被囚），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不就是由於功名已達到巔峰卻還不止步的緣故嗎！）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張良）有焉。」本文先不評論張良是淡泊名利、還是怕功高蓋主而學范蠡保命；司馬光貶抑韓信、蕭何二人，說他們功名到頂還不止步，暗示他們被害好似理所當然；筆者則覺得有失公允。首先，何謂巔峰（履滿）？漢得天下，蕭何論功行賞位次第一，劉邦猜忌心重、恩將仇報是他的問題，司馬光卻彷彿在說蕭何領功是錯的一樣；這番言論放於現代叫作「Blame the victim」（責怪受害者）。然後，韓信在楚漢相爭時期，絕對有能力自立為王，乃至於倒戈相向，更有武涉、蒯通先後遊說韓信叛漢；惟韓信心念舊恩，對劉邦知遇之恩存感激之情，並最終助其奪得天下。假若韓信真為了功名利祿，大可一早背叛劉邦，自立也好、投靠項羽也好，豈不是「更上一層樓」？司馬光卻視韓信效忠劉邦為理所當然，更指韓信是戀棧功名；這番言論放於現代叫作「Character assassination」（人格謀殺）。歷史上，「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例子俯拾皆是；豈能每位人臣都忠於其主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撇除道德倫理，單論人性，有能力把持朝政難道拱手相讓？說到底，司馬光只是在勸諫臣子：把權力、榮耀歸還主上而已。

「明哲保身」，毋庸置疑是智慧的表現。然而，以勸人「明哲保身」為名，實則為封建制度塗脂抹粉、為獨裁者攫取權力的行為，則教人齒冷。在民間有俗諺：「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中國混濁而複雜的環境中，彷彿「智慧」與「仗義」無法並存。「應否明哲保身」這個中華文化的謎思，中國人至今仍在其漩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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