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的科學觀怎樣影響日本推理小說?|思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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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介紹《全部成為F》的時候提到,推理小說設謎與解謎與科學發展有種互惠共生的關係。然而我們很少會討論科學本身在推理小說中的意義,還有日本是怎樣消化推理小說中獨特的科學觀。今年是明治維新150週年,不少讀者應對日本在軍事、政治層面等的西化都應略有所聞,但是推理小說呢?推理小說又是怎樣思考科學與日本的現代化的關係呢?

明治維新

偵探小說裡面的「科學」觀

在1946年前,偵探小說在日本還未被改名為推理小說。偵探小說理解的科學與科學本身有一定距離。如果我們重溫推理之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開山之作《莫格街兇殺案》續篇《瑪麗.羅傑之謎》怎樣形容「科學」,就會知道推理世界對「科學」有相當不同的理解:

                                                                                                              

說起「巧合」二字,有頭腦的人是不會相信純粹的巧合的。但是世上確有一些奇妙的巧合,即令最有頭腦的人,也會為之震驚,從而對那種超自然的存在拍案叫絕,弄得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他們這種半信半疑的心態只有靠「偶然性」學說,亦即「或然率微積分學」的推證,才能掃除。至於這種微積分學,其實僅僅是一種純數學。因此現在我們來一首新鮮的:把最嚴謹的科學方法用於思維,來分析最難解釋的幻影與幽靈現象。

 

在偵探小說中的「科學」,即那種基於純邏輯推理,不經任何實驗得出結論的做法。上述引文可見,它的重要性甚至比數學還要高。讀者應該會留意到,愛倫坡寫《莫格街兇殺案》的時候是1841年。那時候「科學」涵蓋的範圍遠比現今要大。最明顯的分別在於:十九世紀末確立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二十世紀初提出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當時同樣被視為「科學」,但今時今日不少人會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視為「偽科學」或者「文學理論」。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科學」所執著的似乎是更強的解釋力,而非更準確的解釋。時至今日,科學與社會科學建基於的可證偽性(Refutability/Falsifiability)——科學結論必須容許邏輯上的反例存在的知識論假設則要到二十世紀中葉,由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確立。

 

莫瑞蒂的著作 Signs Taken For Wonder 中,提及不少早期偵探小說的基本套路。

越接近我們認為是本格派的推理小說,它就越趨向早期偵探小說所希望達成的絕對因果推理。換而言之:偵探正是科學邏輯權威的展現,他指出的真相必定是罪案事實的全部。在偵探所揭露的真相中,罪犯的狀態是該故事的唯一原因:犯案的是誰,他如何犯案,而不會提更多他為甚麼犯案。偵探很少對犯罪者帶有憐憫。這點在《莫格街兇殺案》中特別明顯,正因為犯案的是動物——一隻出逃的猩猩,塑造牠犯罪的社會脈絡變得沒有意義。

 

文學研究學者莫瑞蒂(Franco Moretti)指出傳統偵探小說在建構某種「科學社會理想」:將所有社會中的事物都歸結於某種因果關係,而這種因果關係只跟犯案者有關,偵探行使的正是這種社會中的理想——推理正是基於純邏輯的思考方可成立。因此,社會具體狀況如何讓人做某些行為就變得無關痛癢;甚至可以說,社會因為治癒了離群者而重新恢復正常。有病的個體成為中心。社會只是大背景,在故事推進中並沒有扮演太多角色,這種前設也解釋了為什麼日本本格派的小說裡面可以只取形式地圍繞密室、公館等遠離社會的建築物,就創作出這麼多推理小說。

 

日本無條件接受偵探小說的科學觀嗎?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科學等於進步。我們可以從早前康凌所寫的《藥不能停:谷崎潤一郎、維生素與殖民史》中略知一二。康凌指出在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細雪》中,注射維他命B保健的做法蔚為風潮。從這風潮可見營養科學深入到大眾文化,並廣為接受。

 

放諸推理小說在二十世紀前半日本的發展,我們卻看到不少暗湧。一方面,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環境,推理小說提供了與傳統訴諸神秘以外的現代化理解世界的角度。但在另一方面,推理小說亦擔當批判「科學」,及其所象徵的現代性的角色,日本現代化經驗裡面亦包括以科學或戰爭動員之名對人體的殘暴對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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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科學」的先鋒作品代表包括:夢野久作的《腦髓地獄》以及小栗虫太郎的《黑死館殺人事件》,以及《完全犯罪》等作品。前兩本與中井英夫《獻給虛無的供物》被譽為「日本推理三大奇書」。夢野久作與小栗虫太郎的故事中,同樣出現了「瘋狂科學家」的形象。然而,批判「科學」的先聲卻是作家小酒井不木,他同時是生理學以及血清學專家。他在1925年首先撰文《科學發明的威脅》,質疑由當時九州帝國大學精神科教授榊保三郎提出的長生不老藥原料的可信性。之後,小酒井不木在1929年遺作《鬥爭》中描述企業家北澤榮二因為兩個學派的鬥爭而死的故事。其中一個學派的代表狩尾教授因為急需科研上的突破,將北澤作為人體實驗對象,最後令他自殺身亡。相類似的學派鬥爭在《腦髓地獄》再次出現。這種將科學成果,以及個人的名譽放得比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倫理危機,大概可以概括當時日本推理小說對「科學」的戒慎恐懼。

 

除了直接批判「科學」外,江戶川亂步在《二分銅幣》裡面則是取笑偵探作為「真相」代言的角色。故事中松村武與「我」從買香煙找來的兩分銅幣裡面,發現一張密碼,經過松村解碼後,認爲是之前報紙所報導之紳士盜賊的藏金密碼。松村武經過一輪推理之後,推斷出真鈔收藏在玩具鈔製造商那裡;意想不到的是,所有鈔票都只是「我」的惡作劇。松村武作為偵探的角色,瞬間被「我」所瓦解了,而整件事根本與紳士盜賊的案件沒有關係,只是兩個人鬥智的經過。至此,早期偵探小說的「科學社會理想」被打破,偵探小說也可以是很瑣碎的日常事件。

 

時至今日,有關不同的「科學」與推理小說創作之間的張力依然。推理作家島田莊司在一九九四年提出的《新本格宣言七原則》中,特別提出「先進的科學搜查也不能夠進行」這點。我們可以見到科學在作為文學修辭時,與現實中科學運作之間的衝突。他透過限制以科技查案,來突出推理過程在故事謎題推進當中的領導地位。在最近幾年,島田莊司亦曾經表達對「推理科幻化」的憂慮。然而,觀乎推理小說的發展,「日本推理三大奇書」均建基於一定程度的科幻;對於推理與科幻的進一步糅合,我們是否可以從容面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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