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革命的幽靈（一）：古裝大片作為幽靈化的革命鏡中像｜戴錦華
編輯引言：
一、當代知識分子的「哈姆雷特處境」
大家好。今天的題目是〈後革命的幽靈〉。其中無外乎兩個關健詞：一是「後革命」，一是幽靈。
當我們說「後革命」的時候，必須再次贅言：其英文對應的是post而不是after，即，「後革命」不等於「革命之後」。使用「後革命」是在強調幾個層面：一是革命已遠，革命未至；一是已遠去的革命——革命歷史、革命記憶與革命想像仍然以種種形態留存、延宕、漂移在我們的現實中間。同時，革命幽靈的漂移、出沒並不是簡單明瞭地意味著某種革命的可能、革命的威脅、關於革命的記憶或對革命的呼喚，而或許剛好相反，是革命在持續不斷的被幽靈化、債務化的過程當中扭曲著、變形著其自我顯現的方式。這是我所謂的「後革命」。第二個詞是「幽靈」。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至少從德希達以《馬克思的幽靈》為題撰寫了他晚期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以後，「幽靈」一詞開始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哲學化過程，以至有了所謂的「幽靈學」。因「幽靈學」的出現，《哈姆雷特》再次受到了思想界的青睞。在不同的場域、語境中，人們不斷地提及《哈姆雷特》的幕啟時刻，論及父親的幽靈、幽靈的指令、復仇，再度討論喪失行動能力的復仇者。也正是在這樣的上下文裡，哈姆雷特式的處境——To be，or not to be——開始以某種方式成了今日——革命已遠，革命未至的世界現實之下的思想者與反叛者處境的象喻，換言之，突然之間我們都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哈姆雷特。尤其是我們作為人文學者、思考者，不僅是在學科的職業身份上，同時也是在志向和自我期許與社會期許的意義上，我們相信自己與人類命運、與世界及中國的現實和未來相連接，嘗試直面或指認並思考充滿變數、危機的現實，也許我們會更清晰地感知並且更深地徘徊,甚至陷溺在一個幽靈出沒乃至自身正經歷幽靈化的現實之間，我們似乎都負有某種來自幽靈的指令，關於社會正義和解放，但我們同時經驗著介入衝動和行動座標的缺失。猶太教義核心的一個詞：彌賽亞與彌賽亞時間，突然為歐美左翼學者所鍾愛，似乎正是旁證之一。
當然，當整個世界的經濟與階級結構快速地倒退回「十九世紀末期」（如果皮凱提的「硬」經濟學是對的），「十九世紀」的文化幽靈也再次清晰聚形。在這兒，我要說的是魯多夫·洛克爾的《六人》（我們這代人的寶典之一）中最著名的一對：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語義的一對，不是CP的一對哦——笑）。我借用的，也是在語義層面：指的是因超載的思想和內省而喪失了行動能力和拒絕內省、缺少思考能力的盲目的行動者；而這似乎正是今日的批判者與抗衡者的「選擇」與困境——如果你拒絕接受二十世紀末的「大失敗」、拒絕改宗、歸順、拒絕犬儒、拒絕接受這樣的結論：在全球資本主義之外人類別無選擇，那麼你難免陷入這一兩難與尷尬。似乎還要加以補充的是，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都曾是「十九世紀」的英雄；但今天，哈姆雷特尚可借助佛洛德的背書而「合法」留存——成為某種病態或心理症候，而堂·吉訶德，則幾乎完全喪失了為註定失敗的事業而戰鬥的精神騎士的光環，「恢復」成了故事中眾人眼裡十足的瘋子、傻瓜，也許還要加上：窮酸的失敗者。這是破題（笑）：說明我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後革命的幽靈〉。我想借助這兩個關鍵字，突顯論題的前提規定性，也嘗試成為我們今天議題中社會文化現狀的總體象喻：關於後革命，關於幽靈。德里達曾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考宗明義：《共產黨宣言》開篇的第一個單詞，是幽靈。今天，當全球成功地擊毀無產階級革命之後，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再度成為幽靈。這恐怕是幽靈學的最重要的語境，也是我提出自己議題的前提和語境。
再一個補充是：中文裡的「幽靈」，不僅對應著馬克思、德里達那裡的Specter（幽靈），還對應著ghost（鬼、鬼魂）。前者是徘徊不去的無名威脅，後者則來自舊世界、死亡國度、一有機會，便試圖「奪舍」或借屍還魂的怪影。今天我們嘗試觸碰的，不僅是幽靈——共產主義幽靈，還有鬼魂，來自老中國深處的鬼魂。
二、革命世代與後革命世代對「人民」的不同理解
此外，我必須首先坦白的是，令我產生衝動要討論類似問題，是因為近年來我始終關注新技術革命、新媒體和因此而充滿變動和再度重構的全球文化工業、新的產業鏈和不同以往的文化生產機制，一種誕生於新技術與新媒介,準確地說，是為新技術和新媒體所生育或曰生產出產業與消費樣態，諸如遊戲、網路寫作、流行出版物和相互衍生的電視劇、電影、網劇、廣播劇……在類似的文化生態中，座標需要再度設定，諸多概念必須重新提出或遭受質疑、修訂，很多思考和研究的框架都必須重新界定，諸如說作者、讀者、書寫、創作、原創等等，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諸如「文學」、「電影」、藝術……我們必須開始碰觸諸如Database（資料庫）、資料庫寫作、大資料的概念與應用，我們必須開始處理諸如「漫威宇宙」、「萌元素」、「腐文化」等等文化事實。
與這一討論相關的、另一個次要的、我個人的事實是，近年來，我自認最大的變化是平生第一次認可了「代溝」的存在。當然，在我大學任教的35年，我無數次體認過「代溝」，但此前那是差異感，那是為不同的文化素材「餵養」的不同代際間的差異，有時是鴻溝。但我自認我曾比較輕鬆地跨越了這些差異，甚至鴻溝。但這一次，我不再有跨越「代溝」抵達你們的願望。我體認到的不再僅僅是差異，而是異己感。我意識到我們之間不再能分享同樣的情感結構，基本教養、「直覺」、「常識」和「邏輯」。而且，或許除了你們是結構化的獨生子女一代這一事實之外，我以為真實存在的，並非代際差異，而正是革命時代與「後革命」的全球事實之間的間隔，這相隔何止天壤。換言之，如果相對於現代史的常規，或者說依照全球化時代的新秩序，我，我們才是「異類」。因為我們是「大時代的兒女」，是「暴風雨中誕生」的。不錯，也毋需諱言，我，我們也曾置身或參與「告別革命」，但歲月流逝，我才後知後覺地明瞭，二十世紀、所謂「極端的年代」，不僅印染了我生命的底色，而且，某種召喚、創造新文化與新人的嘗試，深刻地銘寫了我的「基本教養」、情感結構與倫理感。而今，「塵埃落定」、「返璞歸真」。換言之，是我，我們，不是你們，是「文明社會」、全球化時代的主導邏輯的「異形」。我意識到這並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甘迺迪主導創生的青春文化中的代際之溝，而是世界文化邏輯的顛倒之再顛倒所造就的距離；因此我選擇留在屬於我自己的年代。我的確不擔心自己成了任何意義上的「九斤老太」，因為我選擇的位置是邊緣對中心，夢想對現實，反叛對秩序，「幼稚」對成熟（笑）。
也是這一明確的選擇，令我更為急切地回顧、反思「屬於我自己時代」的文化邏輯。那是一個為歷史唯物主義所貫穿、所統禦的歷史圖景——我求學的年代，我們的歷史課本不是帝王將相、朝代更迭的歷史，而是農民起義的歷史。我們體認的歷史不是改朝換代的歷史而是一次一次地反抗、顛覆體制權力，一次一次地形構新世界的努力如何被挫敗，但是且敗且戰的歷史。而且我們相信，這樣的歷史並未終結，仍在延續中。我們熟悉的歷史金句是「王侯將相甯有種乎」，是「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是「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我少年時代的夢中情人是花榮、武松，是李自成，是陳玉成……（笑）在這幅再度顯影、形構的歷史畫卷的中心，是新的歷史主體：人民——曾經歷史舞臺之下的幽冥含混的所在，「歷史的無聲處」。所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中的概念，新社會、新文化、新人的核心，是一個絕對佔據話語中心的形象，貫穿了我們想像世界並自我想像的方式和座標的始終。然而，在我數年間的思考與反省中，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人民，並非如二十世界的勝利者們在其審判詞中所宣稱的那樣，只是一個宏大敘事中巨型而空洞的能指，一個隨時為政治家所盜用並高揚的名字，一個以統治者為頭顱的利維坦——巨型怪獸的身體；不是歐洲現代歷史之初，為絕望、懷舊的貴族、保守主義思想家所指認的Masses／庸眾、烏合之眾；也不是後現代論者口中的無名、原子化的「單面人」或「孤獨的人群」。但人民，亦不是某種自明自在的存在，並不簡單的等同於現代社會中被壓迫、剝削、被侮辱與損害的多數或「諸眾」。
在人民這一概念和命名中，關鍵的支撐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也正在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和視域中，人民這一命名與無產階級相疊加，成為多數的代名詞。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視野中，無產階級——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造物，這一內生於現代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歷史的主體和主人，卻無法涵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代的全球「土著」／歐洲之外的原住民；馬克思也不曾預見在二戰之後的全球化進程及冷戰結構中誕生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出現，無產階級亦難於用來直接指涉全球化進程所製造的急劇擴大的棄民群體。因此，階級的維度無疑仍是圖繪和思考今日世界的重要維度，卻不再直接地代表多數，與人民相重合。如果說，在馬克思那裡，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歷史的必然產物，是以自我消亡為目的的歷史性的主體位置，那麼，人民，則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所嘗試召喚的新人的總體命名，一個朝向未來的主體位置。人民，不是,或不僅是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生產並創生，而是一個曾經被召喚出來,並仍在召喚之中的新社會、新歷史與新文化的主體，那是一種命名，一道召喚，一個主體位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造，是一個經過召喚、動員、教育、組織和自我組織而形成的動力和力量，一個自覺到自己身為社會主人的歷史巨人與未來新人，他們自覺置身於歷史中心，不僅顯影了別樣的人類歷史，也擁有抉擇和行動力，並將創造別樣的人類歷史。他們的在場，是實踐社會／人民民主的前提。人民的在場，令我們的文化研究迄今為止仍然在分享的終極目標——人類解放——擁有了具體的承載者和執行者。
今天，人民似乎成了遙遠的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歷史角色；但不要忘記，在這一歷史邏輯中，他們更是人類獲救、人類解放的未來主體。在20世紀50到70年代的當代中國歷史當中，「人民」有另一個更真切、具體的所指：工農兵。工農兵文藝不僅僅是一種命名方式，也標示著一種不同的文化實踐，不同的文化訴求——新社會、新文化、新人。過去與未來、歷史與目標，決定了圍繞著人民，始終存在雙重乃至多重話語及敘事；懸置了這一歷史語境，人民便不是人民，而可能只是大眾或群眾，是烏合之眾；是古漢字中被刺瞎了雙眼的戰俘和奴隸（甲骨文），或有目無瞳之人（金文、篆），群氓阿斗。聯繫著人民的主體地位，歷史唯物主義所創造提供的，不僅是不同視野中的歷史敘述，而且是不同的道德倫理與情感結構（／感知結構）。諸如在文學視野為被壓迫群體賦予的道德高度，社會苦難所具有的某種「自明」的社會正義性；我們——知識群體在人民、勞動者面前必須的自省與反思態度：從魯迅所謂「皮袍裡榨出的小」到「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我們朝向苦難中人的，不是輕蔑、惡意和刻薄，甚至不是居高臨下的悲憫，而是意識到並認同於他們的尊嚴以及他們為保有尊嚴的抗爭。關於世紀的敘述之一是，這是背叛的年代，出自高階級、上層的人們背叛自己的階級，認同了低下階層，與他們同在，為他們而戰。哲古華拉所謂的「你們應當永遠對於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寶貴的品質。」
而我所謂的「代溝」體認，來自日常生活中的碰撞，更來自今日的種種的流行、社會想像、公眾意識；其中，關於人民、關於歷史唯物主義，關於階級、階級鬥爭，關於壓迫與反抗的歷史，不僅是作為一種情感與感知方式，也是作為有效的知識系統，已漸次褪色，乃至蕩然無存。然而，於我，這卻是高度內在的底色與譜系。
三、古裝大片作為幽靈化的革命鏡中像
出生、成長於二十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我們的底色中極為濃重的筆墨出自毛澤東，不僅出自「毛澤東思想」，而且出自他某些本土性、個性化的印染，這就是當代中國文化中急劇特色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文化，是其清晰簡潔版：「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也是文革初年最著名的一首「語錄歌」。在此，我們不必引證那段盡人皆知的掌故：法國大革命爆發，國王路易十六驚問朝臣：造反了？大臣回答：不，陛下，是革命；我想強調的是，造反精神，事實上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或曰革命文化的重要而突出內涵之一。這也是昔日西方左派的激賞之處。在他們看來，這意味著對千年階級社會所重重疊累的奴性文化與奴隸哲學的宣戰，儘管在我看來，革命與秩序、「無限忠於」與「造反有理」間的張力，正是列寧主義實踐下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文化的緊張與悖論之所在。如果說，這一張力曾令「文革」一觸即發，那麼也是這一悖謬最終引發了社會與文化的結構性內爆和坍塌。如果說，文革中奪權的一幕，或則波瀾壯闊，或則丑角喜劇，成為二十世紀的歷史創傷和債務，那麼，其遺產意義正在於，它也曾在一代以上的人那裡，銘寫了蔑視權貴、挑戰權威、「糞土當年萬戶侯」的精神氣質。今天，我珍視的，是那份我、我們與土地、勞動和勞動者之間的情感連接，那份對強者強、對弱者弱的行為邏輯。
然而，觸動了我這一思考方向的，是近年來多系列的流行文本，準確地說，觸動來自熱映影片、電視劇、遊戲設定、各種類型的網文。其中，不僅曾銘寫了我的生命底色的革命文化蕩然無存，可謂風流雲散、春夢無痕；相反，在其中幾乎迎面撞上的，是赫然的、突出的對權力、等級階序的高度敏感與極端自覺。由於這次我所選取的主要是所謂「古風」類文本，所以姑且擱置在時裝、現代都市類中赤裸、無恥、幾近荒誕的（——當然是在我的認知中）拜金、跪舔類的「霸道總裁文」或娛樂圈名人韻事；擱置對一邊是金錢、資本無需假面張揚即登基即位、稱君作父，一邊則是在新技術革命面前完全喪失了「天然」合法性披掛的父權的尷尬、萎靡。在類似「古風」類型（毋寧說是王朝故事）中，與（對我說來）異質、異樣間或豐沛細密的想像力同時湧現的，不僅是近乎清一色的帝王將相、朝廷後宮、權謀厚黑故事，而且是恒古悠然、不曾更動的權力秩序。在幾乎無疑出自是80後、90後之手——「你們的」類似文本中，令我感到震動的，固然是其中對不可逃脫、無可遁形的權力秩序的深切的、內在的認可／認同，成為文本敘事的先設之先設；但在我心中甚至喚起了某種悚然感的，卻是此間年輕的作者們對權力機制、對當權者處境的飽含體認的細密獲知與同情。儘管充滿了穿越與架空，但佔據絕對的敘事與意義中心的「帝王將相」（或宗師、門主）們，卻儘管對文本內的弱勢者遮天蔽日，但其自身卻並非全然淩駕一切的超人，並非王權神話中的真龍天子或歐洲文化中的君權神授；相反，他們大都為權力結構——宦官外戚、朝鬥宮鬥、法典制度的藤蔓所纏繞、所約束、所困擾，其間，寫作者間或流露出不無痛感的理解與黯晦、略呈疲憊的情感內涵。因此，帝王們儘管充當著權力的肉身形象，但也完全可能是權力結構自身的傀儡和玩物。令我悚然的，固然是人民甚至修辭意義上的「百姓」、「布衣」、「普通人」的文化失蹤，固然是對高位者的別無選擇的認同，但更是情感的投注，更是來自這份深切細膩的體認背後的幽靈感。在我感知中，正是曾經存在的、嘗試蕩滌一切、顛覆一切的革命文化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洞察各種統治／統治者神話的利器與力度；然而，也正是革命的失敗（對我 ，首先是革命時代嘗試確認新文化、呼喚新人、建設新社會的努力的失敗）、是對革命的背叛，反身成為對統治、對舊世界與舊秩序的背書。
事實上，如果類似文本所表達的，僅僅是皇權崇拜、臣民意識，那麼，我也許會說，這是可想而知的文化反動或知識逆流；但這些文本中的文化表徵，於我卻顯影為密集的幢幢鬼影——舊世界的鬼魂與後革命的幽靈。因為，它們並不是那種再倡「多妻制」的、自稱「新儒家」的囈語，而是對前現代之舊文化、舊世界、舊秩序的現代，甚或後現代重構版，我甚至可以在其中辨認出革命時代的深深擦痕。然而，正是類似敘事策略，填補了世紀之交新主流文化的中空狀態，為近乎猙獰的社會「叢林法則」賦予了可謂飽滿的紋理、肌質。其後革命性的突出呈現，是一種幾近如饑似渴的對秩序的敬畏與臣服，即使既存秩序不盡人意甚或極不合理。在類似文本中出現率、重複率最高的「引文」是：「亡，民苦；興，民亦苦」，是「甯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考慮到整個世界在經歷了兩次幾乎相銜的世界大戰之後，度過了七十餘年的和平歲月；參照著歷經中國革命的世紀後的中國崛起的年代，作為在物質豐裕年代出生成長的一代作者，這份如饑似渴的秩序祈願，其參照，顯然不是戰爭離亂（更有力的參照，便是與之並行的流行時尚與文化症候：民國熱的濫觴；而民國歷史卻的確是一段為千年蛻變、軍閥割據、帝國主義瓜分、遭受侵略佔領及全面內戰所充滿的時段），而是經歷極為有效的妖魔化的革命歷史與想像。為秩序祈願所震懾並指涉的，正是為創造和抵達理想社會的革命，及其他意義上的劇烈的社會變革嘗試。儘管極具諷刺的是，中國崛起與盛世蒞臨不僅無疑為中國革命所造就，而且迄今為止，整個中國社會仍在相當程度上分享著革命紅利。王朝更迭、戰亂橫生年代之「伏屍百萬」、「血流漂櫓」（——這也是高頻出現的語詞）的恐怖圖景栩栩如生地鋪陳在古風寫作的想像畫面之中，作為反面參照，作為幽靈化的革命鏡中像，成就了絕大多數流行文本共用的社會「理想」與價值期盼：「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擱置對此盡人皆知的引文出處的深究，這裡的價值表達一目了然：這裡存在的是聯繫著社會與時代的個人主體；勾勒與索取的，是相對於金戈鐵馬、血雨腥風的大時代而言的「小時代」。而為類似幽靈化的「革命想像」所遮蔽的是，革命，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的主觀選項。甚至深重的社會苦難，是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卻並非決定因素；除了革命的情勢，還必須有諸多革命必須的條件，必須有充分的社會動員和組織過程。革命是暴力性的，但革命並不以暴力為旨歸。當然，在最低的、幾乎是扭曲篡改的層次上，革命也是以暴制暴；在另一個低層面上，面對不可化解的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如果我們沒有或拒絕社會革命的可能，那麼，我們面臨的便只有崩潰——單純的暴力和毀滅；而革命則是一個包含著社會政治訴求，政治解決方案與議程目標於其中的過程。
我將其稱之為「後革命的幽靈」，正在於，當革命時代、革命歷史與記憶、曾經的革命文化看似已完全沒入了歷史的忘懷洞，對革命文化的倒置實踐，大時代遺留的、被陳列展示的歷史創傷，或將革命歷史改寫為歷史創傷的文化政治，在將革命記憶與想像進一步妖魔化與幽靈化的同時，成為今日社會面對革命幽靈的對話、辯護與自我勸服。
不錯，我再一次接近或嘗試去觸摸「你們的」文本，但這一次不是試圖穿越代溝，而只是想獲知，因為在類似資料庫寫作／生產的新媒體機制與產品鏈上，一個難於區分製作者和使用者、原創與複製、產品上游與下游的文化生態中，在今天全球化的「文本」、「文類」、「文體」的製作、傳播與流動中，文本所負載傳遞的或許不再是「藝術家」或「藝術家群落」的思想、價值取向，而是某種社會潛意識、某種並非穩健的「公眾常識」或「後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
為此，我選擇了二十一世紀十餘年間三組文本：世紀之初的古裝大巨片序列及晚近的《刺客聶隱娘》，孫悟空形象的新世紀變奏及網文中的古風耽美（先別笑——笑）。
（在接下來的電影細讀與分析部分，戴錦華將談及張藝謀、李安、侯孝賢三位導演的古裝電影中出現的從「刺秦王」到「秦王不能刺」的轉變。敬請留意連載文章！）
*本講座文稿經戴老師親自修訂，2018年5月刊登於《跨文化對話》第38期，轉載於海螺公社公眾號。題目及小標題由編輯所擬，圖片由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