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相互依賴性和非暴力:個人主義批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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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與爭鳴編者按

8月16日,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探索與爭鳴》雜誌社主辦的「朱迪斯・巴特勒與中國——走向全球人文建構」學術研討會在上海交大舉行。上海交大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王甯主持了會議以並致歡迎詞。當代世界著名哲學家和性別研究的代表人物、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通訊院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瑪克辛・艾略特比較文學和修辭學講席教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了題為「相互依賴性和非暴力:個人主義批判」的主題演講。朱迪斯・巴特勒是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語言哲學家和性別理論家,她早年提出的「性別操演理論」、「酷兒理論」等標誌著女性主義第四波浪潮的興起,在當今世界範圍內的知識界都有著廣泛的影響,是性別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朱迪斯・巴特勒

 

關於「非暴力」的看法,出發點就是假設人與人之間是唇齒相依的,其次才有各種衝突和矛盾。至於生命和平等的關係,每一條生命都是等價的,喪失任何一條生命都是值得哀悼的。只有在拋棄了個體主義的枷鎖之後,才能夠理解一種更加激進的非暴力理念。每個人都經歷了個體化的過程,沒有誰是天生的個體,所有人生來就處於一種「激進的依賴」關係之中。

 
人們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只有殘障人士才需要在生活中獲得其他人的支持,但哪怕是最基本的人類需求也是通過某種方式獲得周遭支援的,「無論是移動、呼吸還是尋找食物」,「所有人都需要一個建成環境來進行移動,都需要有人準備和分配食物才能將食物送入口中,都需要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提供健康的空氣來呼吸。」

 
拉岡關於「鏡像階段」的著名論斷能夠很好地形容自由個人主義的自負,即我們對相互依賴、彼此共生的無知無覺:我們就像一個站在鏡子前的男嬰,興高采烈地以為鏡中只有自己,滿足於一種全然的自給自足性,但卻忽視了其實是媽媽抱著他或其他支撐物扶持著他。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將改變我們對脆弱、衝突、成年、社會性、暴力和政治的看法,特別是當我們反觀當下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時,就會意識到全球相互依賴的事實並沒有得到承認,甚至被濫用。大型的資本主義公司遍佈全球,但這遠非全球化的全貌;國家主權在全球化過程中確實有了一定程度的消退,然而新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形式也在不斷湧動。

 
全球變暖是確實存在的,但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其考慮的是其他問題。之所以如此難說服我的政府全球變暖是一個對未來宜居世界的真正的威脅,是因為他們認為擴大生產和市場、獲得盈利是增加國家財富和權力的核心。也許他們沒有想過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影響,繼而影響到這個我們所有人都賴以生存的宜居環境的持續;或者說,也許他們知道自己採取的是全球毀滅性的行動,但這看起來也是一種權利,一種權力,一種無法妥協的特權。只有我們重新思考、重視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才能開始思考環境威脅、全球貧困、國際移民問題,這是一項全球的責任。

 

特朗普宣佈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非暴力是構建在激進平等之上的。大部分形式的暴力都和不平等有關,人們做出決定:何時、何地、針對甚麼人實施暴力,背後都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假設。如果我們說不能傷害某種生物,但是對於這種生物我們並不瞭解,也無法描述,甚至根本就未曾給它們命名。在這種情況下,就無法禁止對這種生物實施暴力。如果我們說不能使用暴力,其物件必須是活著的生命,有名字的生命。假設所有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這種主張只有在平等適用於所有生命的時候才是有意義的。防止暴力的前提是承認每一條生命都是可哀悼的,但生命的可哀悼性是不均質、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的特性與每個人活著的狀態息息相關,也扭曲了我們對暴力和非暴力的看法。因此,先要承認這種生命可哀悼性的不均質和不平等,才能夠轉變我們對平等和暴力問題的爭論。


在我們的社會關係中,總會有衝突和矛盾,這就涉及到暴力的使用問題。甚麼時候使用暴力是正當的?這其中涉及一個概念:自我防衛。美國將每一次針對別國的攻擊都稱為自我防衛、正當防衛,現在還有一種「預防性攻擊」的概念,針對任何存在潛在危害的團體或個人,都可以進行預防性攻擊。因此,自我防衛和非暴力,其實是一種孿生概念。暴力針對的是不屬於「我們」的人,「他們」對「我們」造成了威脅,「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對「他們」實施暴力。非暴力貌似是一個道德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甚麼樣的生命值得保護?甚麼樣的生命不值得保護?在此,我們已經對生命進行了區分:值得哀悼的和不值得哀悼的。用來區分兩者的,是不正當運用的社會規範,也就是生命權力。


我們如果要保護生命,就需要一種更加完全和徹底的平等主義的主張,更加激進的平等主義主張。非暴力的道德基礎是對激進平等的承認。更具體而言,非暴力的實踐需要我們反對種族主義、戰爭邏輯這種區分值得保護和不值得保護的生物政治形式。


國家壟斷了暴力形式——葛蘭西和班雅明對此都有過論述——但反對暴力需要認識到:暴力不只是通過拳頭的形式體現,也可以通過制度,把個體分為三六九等。誰的生命值錢?誰的生命不值錢?這都體現在當下的政治與政策中。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認知,在道德與政治生活中不再將侵犯與悲傷自動轉化為暴力形式,這是因為,很多情況下我們的社會聯結雖然不是自主選擇的,卻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逆全球化浪潮迭起、身份對立超越身份認同的時代,討論全球責任和非暴力看似不合時宜。有些人跟我說:你怎麼能相信全球責任呢,這太天真了。我反問他們:你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人為全球責任辯護的世界嗎?他們說:不。也有人說:非暴力是不現實、不可能的。當我反問他 們:你是否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人為非暴力、為這種不可能而進行堅持的世界當中?他們總是回答說:不。
 

 


講者 | 巴特勒(Judith Butler),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通訊院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瑪克辛・艾略特比較文學和修辭學講席教授
譯者 | 于洋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葛頌,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

* 本文為2018年8月16日「朱迪斯・巴特勒在中國:走向全球人文的建構」研討會發言稿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探索與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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