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我們遊戲,藉此脫離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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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晉濱、胡雅雯

 

在演出前的採訪中,《平庸的邪惡》導演之一的陳恆輝曾說,他極不希望只是如電影或電視劇那樣,將漢娜・鄂蘭的故事照搬上舞台;因此,對於他來說,這齣劇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舞台上表現鄂蘭所論的「邪惡的平庸性」,並將其連關到今時今地的語境。

 

〈【漢娜・鄂蘭】不思考的平庸,造就出邪惡與地獄〉

 

一場後戲劇劇場的實驗

《平庸的邪惡》是兩位導演對於後戲劇劇場的一場實驗。「後戲劇劇場」(postdramatic theatre)這一理論由德國戲劇理論家漢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提出,藉由這個概念,雷曼指出了一系列1960年代末期開始在實驗劇場中呈現出的戲劇技巧及風格特征的新變化;當中的特質包括:將文本/劇本被置於次要位置,而不再是統領者;以視覺空間的拼接取代傳統的線性敘事方法;回歸劇場作為儀式的「本源」——放棄情節,著重狀態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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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以上特質在《平庸的邪惡》中又是如何展現?這齣劇由三個部分構成,前兩部分由台灣導演楊景翔及香港導演陳恆輝分別指導,最後一部分則為兩位導演的合作。在楊景翔執導的部分,戲劇以一對台灣夫婦(W 與 M)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為開場。兩位主角由德國的納粹大屠殺,觸景生情,串連起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創傷;再由語言——台灣的「國語」與閩南語——的斷裂,及至身份認同的困惑。演員與角色出出入入的轉換,是該劇的特色之一。劇情爾後回到四十年代日軍戰敗、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歷史,W 與 M 在港口迎接艦隊,以為是前途一片光明的新開始,內心充滿希冀。但殘酷的是,我們都知道後來的歷史並未如人所願。在與歷史的對話中,這部分對於鄂蘭所論的「邪惡的平庸性」的回答除了是極權、是制度暴力,更是人的遺忘,或者說忘本。

 

 

戲劇的第二部分由陳恆輝執導,這位向來著重形體動作的導演,這次則嘗試以語言為主要元素呈現自己的作品。故事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歷史事實,置入四個希望打破平凡日常生活的青年加入神秘組織「解N會」的結構之中。四位青年被要求以「邪惡」為題作研究與報告,報告者之一西蒙(Simone,陳瑞如飾),此時轉到報告內容的歷史層面,以鄂蘭本人的視角重現她對猶太人的控訴,直接向觀眾講述甚麼是「邪惡的平庸性」——這不只是幾十年前發生在歐洲的悲劇,亦跟我們有著切身的關係,香港逐漸變成同樣平庸的社會,而我們卻不自知。由此,邪惡是不聞不問,是盲從,是不思考。

 

 

抽身平庸,所以我們玩遊戲

在兩位導演合作的第三部分,演員們在台上玩起了遊戲,導演們稱這是 remix 的成果。舞台中央,所有演員分成兩隊,從相對的兩邊衝向對方陣地,雙方在途中相遇,就以猜拳決勝負,勝者可以繼續向前,敗方則要後退回到自己隊伍最尾,最先到達對方的底線的一方為勝出。在這以遊戲為主題的一幕中,觀眾眼見演員玩得不亦樂乎,單純的遊戲過程亦充滿感染力。席勒曾在《美育書簡》中提出「遊戲衝動」(Spieltrieb)的構想:我們要同時發揮自己的理性與感性。遊戲能讓我們中斷功利至上的日常生活,抽身出來,這就可以幫助我們提醒自己在雖在庸碌生活,亦不要墮入不思考的惰性之中。或許,遊戲是我們脫離平庸的一條進路:不要遺忘人是會遊戲的存有者。

 

 

在正式開場前的時間,舞台上已經有舞蹈與讀白,列舉一連串「XX 是邪惡的」句子,「XX」可以是「戰爭」、「浪費」,以至「濕疹」等。臨近開場的最後幾句是:「我是邪惡的,你是邪惡的,我們是邪惡的,你們是邪惡的,邪惡是邪惡的。」最後一句:「邪惡是邪惡的」最具力量,它表現出邪惡(evil)無法被準確定義的特性,彷彿,無以名狀的邪惡就只能透過同義反覆來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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