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和理非的種族主義者|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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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千

 

10月2日是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150歲誕辰。印度人尊稱他為「聖雄」(Mahatma),而提到甘地,我們常會想到他影響後世至今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Satyagraha Movement)。「Satyagraha」一詞源自印度教,由梵文「satya」與 「agraha」組成,解作對真理的堅持。

 

甘地:真理遠比任何武器更具威力 (01/30)

 

甘地以印度教的精神包裝抗爭的理念,本身自然有其民族主義上的目的。但他所提倡的,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包括罷工﹑抵制英貨﹑不交稅)抵制政府的抗爭方法,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仍是不少運動的借鏡對象。甘地絕食﹑被打不還手的事蹟,成為了他留給後世的標誌性形像——他彷彿就是和平主義的化身。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在1999年的《時代》雜誌上如此寫道:

印度是甘地的出生國;南非是他的收養國。他既是印度公民,又同是南非公民。兩國都滋養了他的知識和道德才學,而他在這兩個殖民地的劇場形塑了解放運動。他是反殖民革命者的元祖。他的不合作策略,他對只有與統治者為伍才會被控制的假設,以及他的非暴力抵抗,以國際的層次上啟發了本世紀的反殖民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祖魯人受傷和受鞭打的場面,被他們那英國的迫害者無情地拋棄,使〔甘地〕感到震驚,以至從對英國的欽佩,轉為慶祝土著和民族(Mandela 1999)。

甘地確實在南非待過一段歲月。南非因此而有許多公開紀念甘地的地標——彼得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的甘地雕像,就是紀念1893年5月,他在前往比勒陀利亞(Pretoria)時被拋下火車的事故;他在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商業區中心現稱為甘地廣場,以紀念他當時常出入附近的法院大樓;哈米地亞清真寺(Hamidia Mosque)外的甘地紀念碑是為了紀念1908年《黑人法案》(Black Act)誕生時,印度人焚燒通行證的義舉。

但你也許不知道的是——如歷史學家馬克維茨(Claude Markovits)所說——「然而,根據所有可找到的證據,真實的甘地非常不同〔⋯〕偶像與有血有肉的個體之間的對比,是選擇記憶的結果。」

回顧甘地在南非的歲月,便很難不覺得,曼德拉所講的「反殖民和反種族主義運動」很有諷刺意味:就更不用說那些紀念他的地標。

 

馬克維茨《不甘地的甘地:聖雄的在生與死後生命》(The Un-Gandhian Gandhi: The Life and Afterlife of the Mahatma)

 

剛踏入二十世紀,英國人的帝國利益與波耳人(Boer)國民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南非的本土引發了第二次波耳戰爭(Second Boer War)。甘地與他那些在南非出生的印度同胞,正忙著為他們帝國的英國傷兵抬擔架;到了1906年,祖鲁人(Zulu)因不滿英國人在納塔爾(Natal)徵收殘疾稅,起來反抗,甘地再次為英國傷兵抬擔架。

甘地的行為,目地就是要在英國帝國主義者面前獻身,以求他們看到印度人與南非原居民之間的分別。在五月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逝世五週年,也正是與祖鲁人交戰正熱之際,甘地借機發表了對帝國效忠的言論。

或許,讀者還會認為,甘地只是對殖民者阿諛奉承,本身為印度人爭取利益的舉動算不上是種族主義?

然而,甘地在其《綠色手冊》(The Green Pamphlet)中就明確地反對印度人與南非土著人同等這一講法。當時,印度人在德班(Durban)的郵局必須與非洲人使用同一個特別為他們設的入口。「我們感到太多的侮辱了⋯⋯」甘地非常生氣地說:「現在他們為土著﹑亞洲人和歐洲人提供了三個單獨的入口。印度這片光明之地的兒子被視為苦力,被當成非洲黑人。」在1895年5月針對特許權法案,甘地曾去信殖民地國務大臣,表示關切較低的法律地位將導致印度人被貶低得與土著的生活習慣毫無分別。

 

甘地《綠色手冊》(The Green Pamphlet)

 

印度在英國帝國財產的等級制中享有特權地位。在一些英國殖民地官員眼中,印度人的文明地位感覺上比非洲人更高,因為他們與歐洲人一樣,同屬雅利安人(Aryan)的後代。而事實上,甘地本人亦不斷再心強調雅利安人後代這個歷史傳聞,為印度人爭取更多政治資本。在1893年十二月的一封公開信中,甘地說:

本人不揣冒昧地說,英國人與印度人皆孕育於同一原種:「印度-雅利安」(Indo-Ayran)〔⋯〕這個信念是那些想要聯合兩族之心的人的行動基礎,而那些行動,在法理上和對外上都綑綁在同一的旗幟下。一種信念似乎在殖民地裡愈來愈取得人心,就是,印度人比起土著與非洲原住民稍為優勢一些〔⋯〕從過往到現在,印度人都不比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的兄弟們遜色。容我冒昧地用一些字詞,於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上:富生產力﹑富有智慧﹑具政治意識﹑等等。

這種把印度連繫到雅利安的想法,一來是受了當時的語言理論的影響。在語言學家提出了印歐語系這個概念後,一些思想家便大膽提出,其背後意味了兩個地區的人共有著一種以語言邏輯為基礎的精神特質。更何況,當時早有理論認為,雅利安人的後代有一部分在現今的印度定居了下來,以致當希特拉提出德國人是雅利安人的後代時,其所用的曲十字徽章跟印度佛教所用的極為相似。

當然,帝國的管理者們也不笨,他們在祖魯人的議題上會向印度人讓步,目的一來是,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南非印度人的政治影響力遠超過當地的祖魯人。但同時,英國人的另一個考量還有印度這片殖民地的政治穩定——畢竟,他們無法像對付南非有色人種般,以武力處理甚至比白人工人階級更具威脅的印度人民。 

從甘地的種族主義態度去看,其實便會發現,甘地的政治抗爭,或許從來都不以和平主義和種族平等為前提。此外,甘地在南非的種族主義態度,亦為他日後的抗爭帶來了不少的啟發。

甘地很清楚,為了印度本土的穩定,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們在必要時都要作出讓步。因此,甘地才會提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當英國軍隊對印度的反抗者作出用武力鎮壓時,「對真理堅持的人們」並不打算要躲避。在甘地被收監後,印度各地爆發了更大規模不合作運動,好些示威甚至演變成武裝衝突。結果英政府只好放棄對印度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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