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遺棄的生命:療養院與活死人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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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岸文化

 

在生命療養院的第一天,我和托本就遇到一位坐在地上的中年女性。她蹲在一道尿上面,陰部糾纏了一大團沙土。我們接近時能看見她頭上滿滿的小洞:許多小蟲正在她的傷口外及頭皮內鑽來鑽去。「有數百萬隻小動物(bichinhos)從她的肉體及沙土中長出來,」奧斯卡說,他之前是一名用藥者,受到奇伊訓練後成為醫療站的統籌者之一,「我們有試著清乾淨。」托本完全看不下去。他整個人驚癱了一陣子,口中不停說著「太沉重了,實在太沉重了」。生命療養院中的現實也讓拍照變得難以承受。這是社會批准的垂死狀態,尋常可見、無人負責,而無論是外國人或本地人,都是抱持著習得的冷漠心態及無法忍受的感覺,透過凝視,參與其中。然而,我們並沒有一直因道德憤慨而無所作為,反而覺得有必要處理生命療養院內的生存問題,以及讓此種處境出現的現實政治。畢竟不將此地的境況描繪出來也同樣是種失敗。

牟斯在他的文章〈集體性暗示的死亡意念對個體的生理效應〉中指出,在許多所謂「較低等」的文明中,當沒有明確的生物或醫療成因時,以社會為根源的死亡能毀滅一個人的心靈及身體。人一旦被社會移除,就只會想到自己勢必已走上死亡之路,而這種心態也是許多人的主要死因。牟斯指出,這種命運在「我們自己的文明中」並不普遍,或者可說不存在,因為在其所仰賴的體制及信念中,巫術及禁忌「已從社會的各階層中消失」(Mauss 1979:38)。然而正如我們在生命療養院中所見,此地持續作為當代城市中的一個等死之地,正實踐著牟斯口中的「原始」生活方式,也就是透過排除、不承認及遺棄來運作。人的身體面對在經濟和生物醫學上逐漸惡化的不平等問題,以及家庭結構的解體,已常態性地失去原本正常的政治地位,並在遭到遺棄後面對最極端之不幸:成為活死人(death-in-life)。

這個女人從哪裡來的?是什麼讓她淪落至此?

據說是警察在街上發現她,送去醫院,但那間醫院拒絕為她清理傷口,更別說讓她入院。所以警察把她帶來生命療養院。她在定居於市中心的公共廣場之前,曾合法住在聖保羅精神病院內,但因為「被治癒」而送出院,換句話說,她已經過量用藥治療且不再具有暴力傾向。那麼,再之前呢?沒人知道。她的足跡遍及警方系統、醫院、精神病院的監禁及治療,以及城市的中心地帶——而到了最後,她甚至在死之前就已經腐爛了。顯然,這類垂死案例是國家、醫療體制、公眾,以及缺席的家庭所共同造就的結果。這些體制及它們的處理程序與生命療養院共生,並讓死亡更容易發生。我之所以用「死亡更容易發生」這種不帶感情的描述,是想指出,沒有任何機構直接造就生命療養院院民的垂死處境,也沒有人必須為此付起法律責任。

 

發生在這位無名女子身上的事絕非例外,而是遵循著某種模式。一旁角落有個女子的房間,床上蹲著的喜達(Cida)看來才二十多歲。一九九五年初,她遭診斷患有愛滋病,然後就被干斯卡奧醫院的社工留在生命療養院。志工在她剛來生命療養院沒多久後開始叫她戲達(Sida),也就是西班牙文中「愛滋」的意思。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們現在之所以把她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換成「喜」,就是要「讓喜達的發音聽起來像阿帕雷喜達聖母,以免別人繼續嘲笑她、歧視她」。我很驚訝地得知,這些志工相信生命療養院中只有喜達和另一位年輕男子患有愛滋。然而在我目光所及之處,太多瘦弱身體的皮膚上都能看到相關病灶及肺結核的症狀。奧斯卡告訴我,喜達來自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但從沒有人來探望她。她不跟任何人說話,他說,有時候甚至三、四天不進食。「我們得把放了食物的碗留在走廊上,有時候,沒人在看的時候,她會從床上下來吃,」志工向我們解釋,「就跟小貓一樣。」

在這裡,動物並不是一種比喻。正如奧斯卡指出:「醫院覺得我們的病患根本就是動物。醫生把他們視為赤貧者,假裝他們無藥可醫。前幾天,我們得把老瓦萊利歐送去急診。他們把他切開,卻把一些手術材料留在他身體裡。那些材料害他發炎,然後他就死了。」到底是什麼讓這些人類成為動物,而且不值得任何關愛及照護呢?因為他們沒錢,另外一位志工路奇亞諾說:「所謂醫院的介入就是把這些病患丟出去。如果他們有點感情,就會為他們做得更多……也就不會有這麼多靈魂在此地浮沉。缺乏愛導致這些人遭到遺棄。如果你有錢,你就能接受治療;如果沒有錢,你就會淪落到生命療養院。噢,頌揚生命的生命療養院(O Vita da v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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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的觀察,奧斯卡和路奇亞諾使用「人類」這個詞彙的方式,不像人權論述中強調共享身體性(shared corporeality)或共享理性(shared reason)的概念。他們口中的「人類」也不是相對於「動物」的概念。他們指稱的不是人類之中的動物性,而是人類透過醫療及社會實踐架構出來的動物性,以及一種凌駕道德與倫理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形塑出這些人在所謂「更高等」人類型態口中的樣貌。「老瓦萊利歐根本沒家人,我們是自己把他帶去埋的。孤苦無依的人最悲慘了。比做動物還糟糕。」奧斯卡和路奇亞諾會強調人們在生命療養院「動物化」的過程,但話語間也依舊會傳達出對「人」及「動物」兩個詞彙之間是互相依賴的,以及「人」這個概念中仍存在階級之分的潛在認知。這些關於人與動物之間界線的協商,特別是在醫療領域,導致某些型態的人類/動物被認定為不適合生存。

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佛洛伊德寫了一篇標題為〈對戰爭及死亡時期的思考〉的文章。他在其中談到一種他自己也有的普遍性迷惘及幻滅,此外也談到其他看不到未來一絲光芒的人。「我們面對各種逼壓而來的印象,卻不知如何判斷其重要性,也對我們所做的判斷有何價值感到迷失……世界(在我們看來)變得陌生。」(Freud 1957b:275, 280)導致這類「無助」公民在倫理及政治上體驗到空缺感的原因在於「擺出一副道德標準守護者姿態的國家,其所展現出的道德低落」,以及眾多個體所展現出的殘暴,而且這些個體明明「是最高人類文明的一分子,沒人想到他們有辦法做出這種事來」。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最關鍵之處不是公民無法同理那些受苦的同胞,而是他/她跟那些出錯的想像(imaginaries)有了隔閡。民族國家或本該勢不可擋之人類進步的想像都不再可靠,隨之產生的焦慮意味著人們確實無法在現實及思想的組織中,系統化地表述「他者之死」的作用。

根據我對這位憂鬱的佛洛伊德的解讀,我們現代人是透過一種「人」的工具概念在運作,而且常面臨人性本質(humanness)結構出現空缺的問題。一個人存在的價值、生存的資格,及與所謂世界真實之間的關係,必須在每個特定時刻受到「如何能被算作一個人」的檢視。而此概念本身又極度受到科學、醫療、法律糾紛,及政治和道德結構的支配(Kleinman 1999; Povinelli 2002; Rabinow 2003; Asad 2003)。關於人性本質概念的舊有運作仍未完全失效,新的運作模式卻又尚未組建完成,因此在生命療養院,院民體驗到的是一個陌生、正在消失的世界。我在這裡指的不是「人」的普遍性範疇,而是當這個概念在其所屬之地構造、重構時所展現出的可塑性,以及「人」這個詞彙的語意學邊界如何因此顯得模糊不清。最重要的是,本文中「人」的概念早已在其所屬的世界中被使用,無法為了建立抽象的倫理基礎而人為地預先確立。

生命療養院的「生命」(vita)代表的是一段社會性死亡的人生,是一種集體性的死亡命運。「這些人都有各自的過去,」奇伊堅稱,「如果醫院收容他們,他們會瘋掉;如果留在街上,他們會成為乞丐或行屍走肉。社會任由他們腐朽,因為他們不再有任何回饋社會的能力。而在這裡,他們是人(persons)。」奇伊在許多方面都沒說錯:所有規訓性的監禁地點正在瓦解,包括傳統結構下的家庭及體制內的精神醫療設施;國家的社會領域不斷萎縮;社會愈來愈透過市場動力運作——也就是說,「你必須成為一個市場需要的人」(Beck and Ziegler 1997:5; Lamont 2000)。沒錯,透過把這些被棄者當成「動物」,或許能將眾多個體及機構從必須提供某種同情心及照護的義務中解放出來。但我覺得奇伊話語間的矛盾非常有意思:這些生物——顯然沒有祖先、名字,以及任何屬於自己且具有交易價值的東西可言——在這個等死的地方還真的取得了某種「人觀」(personhood)。根據奇伊的說法,人觀可以等同於在被拋棄時仍有個得以公開死去的地方;這種概念可作為一個例子,用以解釋今日巴西所謂社會死亡機制如何運作——此地的運作機制不僅限於控制窮人中那些最窮的,也不只是把他們維持在視線難以企及之處。不過這種「等死的人觀」(personhood in dying)的概念也挑戰了身為民族誌學者的我,要求我去調查人是如何身陷這種處境,以及他們努力試圖超越的方式。

 

【本文經左岸文化授權刊載,摘錄自《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之〈社會遺棄區〉章節。】

《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作者: 朱歐‧畢尤,譯者: 葉佳怡,左岸文化 201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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