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污雕像的意義:作為符號的邱吉爾,與衰而未亡的不列顛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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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反種族主義示威浪潮不單沒有止息的形勢,更觸發起歐洲民眾的聲援,擴大成橫跨大西洋的反殖民主義遺產運動。不少被歐美歷史傳統視為偉人的人物雕像被破壞:在美國,哥倫布被劈頭、南北戰爭的邦聯總司令羅伯特・李被毀容;在英國,黑奴販子、保守黨政治家科爾斯頓被拉倒,二戰時期的首相邱吉爾也被塗污。還有更多人請願要求各地市政府將殖民者的雕像移走。

被塗污並寫上「(邱吉爾)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的邱吉爾像(AP)

歷史人物雕像雖然只是死物,但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治集體自我定位的重要符號,反映了人們如何挑選自己所繼承的歷史遺產和身份認同。一些國家在政權傾覆時,都會出現消除前朝歷史符號的活動:法西斯意大利投降後,民眾在羅馬街頭拖拉墨索里尼的頭像;2003年美國軍隊攻入巴格達,伊拉克民眾就推翻薩達姆雕像;2013年烏克蘭親歐盟民眾示威運動最高漲的時刻之一,就是列寧像被毀壞。雖然這些雕像破壞由激情所推動多於理智計算,並不能賺取到什麼政治或經濟利益,但我們不能將這種活動簡單理解為民眾的無腦發洩,因為在本質上,這是人們有意識地進行的歷史清算和認同重構。

2013年烏克蘭示威活動期間,當地警察看守位於基輔的列寧雕像(Wikimedia Commons)

邱吉爾的帝國符號意義

在近期這一系列的雕像毀壞中,多次被民眾選為最偉大的英國人、帶領國家擊敗納粹德國的前首相邱吉爾可能最值得我們關注,一來因為他是這些人物中時間最晚近的,二是因為他最完整地象徵了英國的兩大歷史遺產:帝國主義與自由主義。

英國、法國和德國都在近代產出了不少革命性理論,到今天仍然是人類思想最寶貴的文化資源。這三國雖然同為啟蒙運動的發源地,但它們之間還是有著明顯差別:法國出產了最激進的理論和最暴烈的政治運動(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德國作為相對後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開始不久,就已經在哲學思想之中完成了最深刻和最完整的理論體系化;英國的思想家與這兩國相比則有一種奇特的曖昧性:他們能夠把解放性的自由主義,與壓抑性的帝國主義融合在一起。

約翰・彌爾:兩個世紀的英美思想發展,彷彿都成了他的註腳

這兩種本質上就對立的思想—政治體系是如何能夠歸在一起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說到:「(自由主義)這一學說僅適用於能力已經成熟的人們⋯⋯專制體制是一種對付野蠻人的合法統治形式,只要目的是改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也由於實際上實現了這個目的而得到證成」;奇幻電影《魔幻森林》(The Jungle Book)原著作者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9世紀最後一年、歐洲國家的軍備競賽和殖民地爭奪最白熱化的時候,發表了《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一詩,大義凜然地勸勉白人積極擔當起文明傳播者的角色,勇於佔據非白人「野蠻民族」的土地,以帶領他們消除墮落和殘暴本性——帝國主義者壓抑和統治其他民族的合理性在於前者自居為已被啟蒙的文明人,有能力也有責任以一切手段去管理和教化後者。

雖然歐洲殖民者的自我中心都膨漲得無可復加,但英國人恐怕是最露骨、最自信地認同和遵從這種主張的民族,甚至將這種心態全面滲入到管治非洲和印度的方針之中。這種自信得以形成,是因為大英帝國是19世紀領土最大,技術、財富、生產力和文化水平最頂尖的「日不落帝國」,殖民統治著世界每一個大洲。

溫斯頓・邱吉爾(Getty Images)

邱吉爾就是這種帝國主義—自由主義歷史遺產的最後踐行者,他一直強烈主張英國需要用暴力鎮壓其他國家,而此後卻親眼見證大英帝國衰落、世界霸權流落到美國手上。可能因為邱吉爾語言機智、又曾經加入不同政黨,所以常常被視為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政治理想主義者。

但事實上,邱吉爾的理想比英國任何政治家都更為狂熱,但他所真正忠於的並不是英國國民,也不是任何現代民主世界的價值,而是帝國榮譽這種迂腐和飄渺的古代信念。邱吉爾並沒有什麼深刻的社會洞見,內政方面亦無甚建樹,他唯一的政治行事風格,不過就是在帝國榮譽感和自負感之下,以暴力手段來鎮壓不服從英國統治的民族。在邱吉爾參政之前,他已經是鎮壓過印度、蘇丹與南非的年輕軍官;一戰前他被任命為第一海軍大臣,積極參與和德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歐洲戰爭爆發更讓他興奮不已,認為自己處在光榮的歷史情境之中。

1945年雅爾達會議上,英國、美國、蘇聯三國領袖——邱吉爾、羅斯福與史太林(Getty Images)

在帝國榮譽這種視野下,邱吉爾和現代英國的尷尬之處就更加明顯。邱吉爾本人的政治資產,以及現代英國迄今為止的自我定位,都是納粹擊敗者、自由世界的保護人,但這種自居的自由鬥士身份,與英國作為歷史上最大的殖民者國家這種真實身份之間,是相互矛盾的。事實上,如果沒有納粹德國映襯的話,邱吉爾本人與希特拉似乎沒有政治理念和倫理上的不同,他們都以自由和民主自居,卻又都崇尚暴力鎮壓其他民族,也同樣對古老的帝國形象有拜物式的沉醉,他們的差異只在於,前者是一個仍然擁有大批殖民地的帝國領袖,後者則活在一個長期比歐洲其他國家落後、殖民主義晚發、一戰戰敗的德國之中——德國與英國之間並不是倫理上的死敵,而是世界殖民體系的競爭者關係。

已成虛幻的帝國過去

隨著二戰後大英帝國體系開始急速崩塌,這種矛盾的自我定位也越來越站不住腳。蘇伊士運河危機、印度與非洲各國的獨立運動,加上美國又有意以反殖民主義來打擊英國的實力,以加速接管世界霸權,都使得大英帝國的管治逐步失效。已經體會到英國回不去過往榮光,因而深受挫折的邱吉爾,不單沒有設想過任何國家新方向或新時代的改革方針,反而主張打擊同盟國盟友蘇聯和以武力再征服印度,仍然企圖以侵略外國來維護帝國榮譽,但實力上的真實衰退只會令這種帝國榮譽抽空成一種虛幻想像和浪漫主義自戀。一直堅守光榮孤立、不屑與歐洲大陸走得太近,卻又不得不加入北約和歐盟,到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化、90年代初被索羅斯狙擊英鎊,21世紀初尾隨美國入侵伊拉克,到這幾年的蘇格蘭獨立訴求、脫歐運動,還有當下的新冠疫情,這些重大變故都是英國不改革自身、留戀過去形象所導致的挫敗和恥辱。

《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電影劇照(The Weinstein Company)

近十多年的英國電影以及邱吉爾雕像的破壞其實都在回應同一個問題:今天的英國應該如何再定位自身?《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鄧寇克大行動》(Dunkirk)、《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這些電影仍然想繼承邱吉爾當年的答案:英國團結了自由人戰勝邪惡的法西斯主義——但這種主觀上的光榮想像就算在當時也已經與客觀事實不符:英國本來就有大批貴族和企業家親納粹和反猶;英國在亞洲的戰場全部失利,大部份遠東殖民地都被日本搶奪;在歐洲,英國也根本無力幫助盟友收復失地(鄧寇克是連撤退都無力的「行動」),反而曾經在蘇德交戰時,派兵到非洲搶回納粹軍力較弱的領地,而不按承諾支援蘇聯。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劇照(FOCUS FEATURES LLC)

這種當代保守主義的自我定位徒具自戀幻想,與自身實力反差極大,但英國卻又沒有意願反思或嘗試轉型到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在這種歷史定位殘缺、未來方向不明確、過去殖民遺產留下的歧視和不平等問題又沒被清理的背景下,必定會不斷出現殖民者雕像破壞這種行為,以打破英國的文明帝國神話。

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難以分解

許多批評雕像破壞活動的聲音認為,這些歷史人物所處身的時代與我們不同,有著不同的倫理標準,因此我們不能以今人眼光審視他們。這種說辭不單在邏輯上不通,也完全和史實相違背:哥倫布與他的兄弟和部下不單不覺得羞恥,反而享受屠殺美洲原住民和強姦婦女,而屠殺與強姦從來都沒被視為合道德的行為;而且哥倫布在管治美洲時,西班牙皇室就一直調查他的專制、暴力和不人道的肉刑——連哥倫布的同代人都認為他極端殘暴,所以我們根本不能以時代落後為由洗脫殖民者的暴行。諷刺的是,這種道德相對主義說辭往往出自相信行為規範不可改變的保守主義者。

近日被劈頭的哥倫布像(REUTERS/Brian Snyder)

但是,保守主義者的真正錯誤不在於他們的辯護言辭糊塗或歷史認知錯亂,他們底下還有一種更根本性的無能為力:這些在歷史上透過殖民主義方式發展起來的歐美國家,在前殖民地都紛紛獨立、可獲得的跨國剝削利潤降低後,卻又沒有尋找發展和改革自身的視野和力量,而仍然以失效的、壓抑發展中國家的方式茍延殘喘。這種根本性的無能,並不只限制了保守主義者的意識,也同樣主宰了當代自由主義者的訴求。

數年前,流行歌手 Lady Gaga 曾經批評美國軍方不接納 LGBT 入伍,她認為在平等和合憲這些自由主義價值之下,LGBT 也有權為國家服務。這個議題諷刺和難解之處在於,美國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她這種訴求事實上將自由主義變成美國新帝國主義的附庸——所謂的政治正確,就是在新帝國主義結構之下企圖深化自由主義價值的尷尬現象,而這種自由主義的深化也同時固化了帝國結構。

Lady Gaga 於2013年紐約市 LGBT 驕傲遊行上發言(Getty Images)

在這一系列破壞活動後,英國首相約翰遜就公開批評破壞文物的行為與示威的反警暴和反種族主義訴求不符,這種說法同樣是政治正確的奇怪運作。約翰遜的意思是,示威、反種族主義都是被允許的行為和價值,但這種允許是有限度的:不能顛覆殖民—帝國主義結構和傳統。然而,警暴和種族主義都內在於帝國主義結構,人們又如何可能不批判殖民主義遺產而實現真正的自由主義?約翰遜所批准的這種限度之內的「平等」和「自由」,實質上只能安撫帝國主義問題引發的徵兆,而不能革除問題本身。

對英國和很多歐洲老牌帝國來說,他們早晚都需要積極處理這些帝國主義歷史遺產、推行法制和國家認同上的轉型正義,才能處理未來發展和民族融合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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