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笑我太瘋癲?從青山醫院開放日到傅柯(Foucault)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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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醫院專門治療精神科病人幾乎無人不知,「入青山啦!」成為香港人世代之間的共同俗語、朋友之間的戲言,但想入「青山」談何容易?服務香港55年的青山醫院於日前開放,令市民有機會一睹青山醫院的廬山真面目。

 

香港人大多不願談論精神病,偶爾在街上碰見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紛紛避之則吉,唯恐性命安全受威脅。青山醫院希望藉是次開放日「引領市民以精神病患者的角度出發,一同體驗患者從『患病』、接受『治療』到踏上『康復』之路的旅程」,亦希望大眾能夠明白及早識別精神病的重要性,並消除大眾對患者的誤解及歧視,促進社區共融。

 

不過即便市民能夠在醫學上對精神病有所認識,是否就表示人們理解什麼是精神病?儘管爛佬和潑婦最愛判定誰是正常人,誰是「精神病」、「癲佬」、「弱智」和「白痴」,但這不見得他們明白「精神病」是什麼意思,因為「熟知非真知」。被鬧「精神病」的,未必真的是精神病;反而瘋狂判別人是「正常」抑或「精神病」的,恰恰可能是最嚴重的精神病人。用哲學家黑格爾的表述就是︰精神病存在於那雙把周圍都看成是精神病的眼睛

 

法國哲學家傅柯指出,精神病作為醫學的範疇,只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他認為近代的所謂文明社會在建構自身的同時,必然要排斥那些不正常、異質的、擾亂社會秩序的要素——即癲狂。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概括了米歇爾.傅柯(Michel Focault)的觀點,指出傅柯對癲狂等精神病的考察,是將一種醫學現象的東西轉換成一種文明現象。換言之,精神病不僅僅是生物學、心理學和醫學的疾病,更多是一種對人群加以分類的社會功能。精神病的誕生,其實是近代的「發明」。

 

歷史上的癲狂

 

傅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指出,精神病只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而不是古以有之。在17世紀以前,人們並不把癲狂當作疾病。眾所周知,詩人從來不為推崇理性的柏拉圖所喜,因為詩人崇尚創意和想像力,貶低理性,甚至有時表現出狂迷。但柏拉圖在對話錄中承認詩人的狂迷是由於受到詩神的感召,而柏拉圖認為神的本質不可能不是理性,所以柏拉圖承認詩人的狂迷是最高級別的理性。由是在古希臘時期,癲狂和理性處於渾然未分的狀態。

 

在文藝復興時期,癲狂仍然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智慧和神聖的代表。在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Erasmus)的作品《愚人頌》(The Praise of Folly)中,癲狂仍然被視為一種高級理性,亦即諷刺能力。書中的愚人對當時社會上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之事極盡百般嘲弄與諷刺。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智慧的名言往往出於瘋人之口,甚至一些人物陷於癲狂後,人們對他們的喜愛不減反增。例如哈姆雷特和李爾王便是絕佳例子。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著名作品《唐吉訶德》,主角唐吉訶德在現代人的眼中,絕對是一名頂級妄想狂。他生於中世紀騎士制度沒落的年代,卻幻想自己是一名騎士,在旅程中,把侍女看成貴婦、把鄉村看成宮殿、把風車看成魔鬼,但無可否認,《唐吉訶德》仍然是很多人所喜愛的角色。

 

但踏入17世紀,人們對精神病的觀念開始改變,癲狂開始成為理性的對立面。傅柯指出轉變的原因源出於偶然。17世紀中葉,在法國肆虐已久的麻瘋病突然消失,造成原來關押麻瘋病人的病院大量空置,於是法國政府開始利用這些隔離設施關押精神病人。傅柯指出,儘管麻瘋病已經成為過去,但人們仍舊保留了區分、關押異己者的心態與手段,最後應用在那些需要防範、管制和改造的對象身上。18世紀法國大革命後,新政府希望盡快安定民心,維持治安,把癲狂這種行為正式定名為精神病。統治階級一心把癲狂打造成純粹的醫學範疇,從而掩蓋精神病的發明實為社會鎮壓異類的工具,稍後出現的精神病學更是強化和加深人們的偏見,使人們在研究癲狂時,往往不自覺局限於醫學領域。

 

傅柯總結,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精神病(或者說非理性)不是與理性相對立,而是平行發展,只是到了近代,非理性才成為理性的對立面。理性為了界定自身、確立自身的地位和權力,需要排斥非理性。理性愈把異質的要素排斥出去,自己的輪廓就愈加清晰可見。記得本港音樂人Heyo曾經製作了一首名為〈睇醫生〉的歌曲,歌中有一句歌詞特別發人深省,他唱道︰「你唔將我醜化,咁點顯得你地優雅?」,這句歌詞應該是對傅柯思想最精煉的概括。

誰才是真癲狂?

 

傅柯在《古典時代癲狂史》中,試圖表明理性具有分類能力,能在社會中區分開正常與不正常、理性與非理性,並把前者確立為常規,後者視為需要監管、禁閉和打壓的對象。但如果傅柯的思想到此為止的話,那他只是重複老生常談的二元對立的腔調。傅柯思想的革命之處在於︰真正的癲狂不是那個被設置為理性對立面的非理性、癲狂,而是那個不斷作出區分的理性本身。傅柯寫作《古典時期癲狂史》旨在抨擊理性將人分為「正常」與「非正常」的暴虐行為。此書一開始即援引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亦即不斷作出分類的瘋狂。

 

傅柯的思想的激進維度還在於,他把理性與非理性在本質上等同起來。儘管人們認為兩者是不同性質的範疇。傅柯指出,癲狂並不比那個「不斷熱衷於區分正常與不正常的理性本身」更不正常。換言之,在傅柯眼中,如果說癲狂是在普遍理性的社會中出現的產物,那癲狂的確是特殊的、少數的精神病,但普遍理性的社會就是普遍的、多數的精神病。有一個西方的笑話很能夠表達出傅柯的意思,有一個人問:「為什麼是精神病人被關進精神病院,而不是我們﹖」有人答道︰「因為我們的人數比他們多。」有沒有想過,正常人可能只是普遍的瘋子?

 

無獨有偶,中國也有一個非常類似的故事,在《宋書》中,有一篇名為〈狂泉〉的文章。故事大約是在一個國家內有一口井,國民飲了井水後,無一不發瘋。終於有一天,這個國家只剩下國君一人沒有飲用井水,一眾國民反而認為國君才是真正的瘋子,於是合謀把國君抓住,用盡各種方法,包括針灸、草藥試圖治好國君,國君被折磨得半死不活。最後,國君自覺受不了折磨,決定喝上幾口井水,隨即癲狂起來,終於全國上下都發瘋了。故事的結尾云︰「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意思是全國所有人都發瘋了,因此人人都自認是正常人,大家都滿心歡喜。

 

記得前幾年,有一套名為《霧地異煞》(The Mist)的電影,其中一個劇情是眾人為了躲避隱藏在大霧中的怪物,紛紛湧進超級市場裡避難。劇中有一個類似神婆的狂熱宗教分子,經常大聲疾呼誰人是不信神、不為神所喜的「異教徒」,誰人又是「聖潔者」。她鼓動人們說,正因為這些「異教徒」的存在,人們才會被怪物獵殺。人們為了性命安全或出於愚昧無知,果真按她的指示去追殺「異教徒」。電影帶出的道理很簡單,無非是那個不斷作出分類的行為,才是最極致的瘋狂,而遵從這套區分邏輯,並自命正常人的人,只不過是多數派的「癲佬」而已。

 

回到青山開放日。這幾天青山醫院人山人海,人們在面書上瘋狂「打卡」,在「青山醫院,我入院了」的告示牌下興高彩烈地留影。某些人可能暗自歡喜自己是一個正常人,但又可以體驗一下日常生活難以企及的經驗。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曾經說過︰「狂風在起波浪時,站在岸上看別人在苦難中掙扎,是一件愉快的事。」說起這個「爽」,莫過於自己站在安全的位置,與苦難保持距離,對苦難進行想像體驗,但又不是「來真的」。不過在盧克萊修筆下,站在岸邊「食花生」的人們,可能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神病——集體精神病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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