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三世紀前的萬湖會議 ，如今還有意義嗎？
我們如何對待歷史上犯下的錯誤，也多少反映我們日後面對同類情況的態度。正如漢娜．鄂蘭曾寫過：服從，就是對極權表示支持。沉默也是。
75年前，1942年1月20日中午，15名德國納粹高層精英齊集柏林近郊的萬湖別墅（Wannsee House），出席者都是來自外交部、司法部、內政部的高官以及武裝黨衞隊（Schutzstaffel, SS）的少壯派，全都受過良好教育，前途一片光明。當天，他們齊聚的目的是要共同商議「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
會議歷時90分鐘，看似平淡、理性。但這個歷史時刻，究竟如何令與會人士後來成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最為組織化和系統化的集體大屠殺的始作俑者？
負責召開會議的是親衞隊上級集團領袖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他是由希特拉委任，並按戈林（Hermann Göring）的授權文書行事。會議目的是要確保所有相關部門都準確執行計劃，將德國的歐洲佔領區內絕大部分的猶太人，遣送到波蘭處決。
會議的另一個核心人物，是負責提供猶太人資料的親衞隊上級突擊大隊領袖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海德里希就是根據其提供的資料，處決了多達1,100萬人，當中大部分是身在歐洲的猶太人。
當年猶太人大屠殺，是在希特拉任命希萊姆（左）實行，再經由海德里希（右）在萬湖會議向相關部門下達計劃細節。（美聯社圖片）
檔案於5年後被發現
是次會議詳述了根除猶太人的階段性計劃，海德里希向與會人士闡明，如何從西向東圍捕歐洲猶太人，再將他們送到已由德國佔領的波蘭，並有系統地集中殺害。議定書中訂明，要將佔領地上的其他幾百萬人以飢餓、暴曬和疾病等「自然因素」除去，再將他們的財產和糧食轉交給德國人。
在整個會議中，與會者只圍繞猶太人的定義以及如何處置其配偶、子女等技術問題作商討，對其他問題少有討論。直至會議尾聲，與會人士無人提出反對，甚至還在散會前一同享用美酒和雪茄。
整個會議充滿「語言偽術」，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計劃，卻在用詞上非常隱晦，僅僅用了「遷移」、「特別處置」和「最終解決方案」等來形容和企圖掩飾，且相關的議定書被列為最高機密，受到嚴格管控。
在海德里希於同年遭暗殺後，納粹德國以為所有相關的會議記錄文件均已銷毀。不料「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5年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審期間，一名檢察官在德國外交部檔案中發現當年會議的其中一份副本，才成為猶太人大屠殺事件的關鍵證據。
當年召開萬湖會議的萬湖別墅，如今經已成為「大屠殺紀念館」。(路透社圖片)
迫害猶太人的新階段
柏林洪堡大學專門研究納粹歷史的歷史學教授維爾特（Michael Wildt）指出，黨衞軍在1941年6月，也就是萬湖會議召開6個月前，就已經開始系統性屠殺猶太人。他也指出，在納粹佔領的前蘇聯地區，被槍殺的猶太人多達50萬人，當中不少是兒童，「對蘇聯的宣戰標誌了迫害猶太人的歷史進入到另一個階段。之前的政策是驅趕猶太人、迫使他們流亡，現在不是了。」
由此可見，與會者之所以沒有在萬湖會議中特別商討什麼，是因為納粹最高層早已作出決定。維爾特教授相信，會議的首要目的只是向與會者交代任務，並讓海德里希藉機鞏固自己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同時迫使各部協同作戰。
萬湖會議其中一名核心人物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於1961年審訊時否認自己有錯。(美聯社)
「平庸之惡」的典型
會議結束20年後，艾希曼於1961年在耶路撒冷對納粹戰犯的大審判中受審時否認自己有錯：「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就這個問題來說，我從來沒有殺死過任何人，也從來沒有下令殺人。」其他接觸過他的人也供稱艾希曼並不反猶，對家庭的態度也堪稱典範。
他自認是個守法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履行職務，更認為在「最終解決方案」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因此他認為，如果他有罪，那麼幾乎每個德國人都有罪。
本身就是猶太倖存者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審訊期間曾前往採訪，其後在自己的書中描寫艾希曼的最後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的美德被納粹領導人濫用，但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認同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她認為艾希曼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也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最重的罪犯之一」。她最後總結說：「艾希曼在臨終一刻，似乎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的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納粹歷史還有意義嗎？
當年的會議地點——萬湖別墅，如今已成為「大屠殺紀念館」。在2010年二戰7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前德國總統武爾夫（Christian Wulff）在致辭時稱這場戰爭是「民族恥辱」。他還表示，德國有義務保護猶太人不再受到傷害，並重申針對新納粹在德國的恐怖謀殺行徑，已檢討國家的對策。他又提醒，警方和安全部門都未有充分意識到新納粹的危害程度。
時隔四分三世紀，有人或許會問：「紀念納粹歷史的意義何在？當前發生在敍利亞的事不是更應該關注嗎？德國人以至全世界不是也汲取了當年大屠殺的教訓了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早前台灣一所高中因有師生在變裝遊行活動中身穿納粹服飾、揮舞納粹黨旗、製作坦克及行納粹禮，而引起當地不少爭議；而香港去年，也發生過中大學生會會長疑似模仿納粹敬禮的事件。
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勞德（Ronald Lauder）認為，紀念大屠殺的目的是要時刻提醒我們，言語上的種族主義及反猶太主義可以如何迅速轉化成謀殺行為。納粹分子只用上數年時間便將無數的平民轉化成行之有效的連環殺手。
如今的年輕一代多對這段歷史沒有太多感受，只在學校課堂上認識一二；年老一輩也不願多提這段歷史。因此，對納粹行為和思想警惕，其實是時刻提醒我們切勿重複犯下當年的錯誤。納粹德國當年奉行的種族主義，還是大規模屠殺行為，都是世界所不認同的，而對任意屠殺行為無動於中的人，更是令人心寒。
我們如何對待歷史上犯下的錯誤，也多少反映我們日後面對同類情況的態度。正如漢娜．鄂蘭曾寫過：服從，就是對極權表示支持。沉默也是。萬湖會議這段歷史的重要性或許同時在於它能令我們反思，無論個人身分是多麼渺小、遵從號令，都無法推卸自己所要承擔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