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需要公營房屋嗎？

有人贊成社會資源應投放在最有需要的社群。可是，社會真的需要公營房屋嗎？我心裏有個疑問。

有云香港的社會問題，通通都是土地問題。這話當然略有誇張之嫌，可是黎民百姓每日為頭上磚瓦擔憂可是不容抵賴的事實。公屋，作為香港社會安全網的重要防線，一直需求甚殷，公屋輪候冊接近30萬戶，政府早已失守三年上樓目標。於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宣佈，將會逼遷入息或資產超過上限的租戶。一時眾聲喧鬧，一方面有人指現時私樓樓價高企，逼遷等於逼人住劏房；但另一方面，又有人贊成，社會資源應投放在最有需要的社群。可是，社會真的需要公營房屋嗎？我心裏有個疑問。

空間的政治含意

在《Racdical Cites：Across Latin America in Search of a New Architecture》一書中，作者Justin McGuirk親身到訪位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屋邨Conjunto Piedrabuena。此屋邨落成之際，正值軍政府大權在握，他們需要籠絡麾下的將士及警察，於是這座屋邨順理成章成為鞏固管治的工具。其實當時幾乎整個南美洲，如該屋邨設計師Justo Viñoly所言，均視社會房屋作為政治工具，作為社會福利的具像化。而其大廈馬𩣑形的外表也不是純粹的裝飾，而是因為想要留下更多空間讓鄰舍交流。當時阿根廷人的社會主要由宗教及工會維繫，而當局希望可以孕育出第三種社群，於是才於如此密集的大廈之間留下一片空地。

從以上例子可見，公營房屋的空間本身，就有某種意識形態嵌入其中。法國馬克思主義者Henri Lefebvre在其著作《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就以一言蔽之：「（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空間，或者更準確而言，生產模式決定了空間的生產，例如空間裏的「中心／周邊」關係。香港是一個很顯眼的例子：住宅區的中心往往是購物商場，然後周邊是樓宇，呈現多層同心圓的樣貌，這也反映了香港以資本主義為指導中心的意識形態。當時，Lefebvre據此大力抨擊蘇聯的規劃師，依舊採用資本主義的空間規劃模式，沒有因應生產模式的轉變而生產出新一套的共產主義空間。

順着這個論調，香港的公營房屋仍然停留在由上而下的生產模式，就等於仍然讓出公營房屋所包含的空間予Lefebvreh所說的「技術官僚階層」，包括政府、房委會、設計師等等。當中有好有不好，我不是說意識形態就等於萬惡，反意識形態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人有沒有可能完全破除任何意識形態？這是值得斟酌。但無論如何，這表示了基層市民不再居於自己生產的空間，而是活於他人的著想和籌劃之中。我們需要的，是這種公營房屋嗎？

由下而上的空間生產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如Lefebrve，不會說政府不需要提供社會住房，但是香港市民還是需要有自己的空間生產。到底要怎樣做呢？我們先再一次回到阿根廷。

在《Radical Cities》一書中，阿根廷北部胡胡伊省（Jujuy），有個稱之為Organización Barrial Túpac Amaru的政治團體，負責在區內興建社會住房。但是它有別於一般提供房屋的政府機構，此團體承辦的房屋是由有需要的市民組成工作團體動手興建，而資金來源則由政府提供。基層一方面有屋住，也有工作收入，一舉兩得。而這團體的效率也非常高，每屋成本平均是93,000披索（大約是港幣$46,000），比起私人承辦商每屋136,000披索便宜大約3成，而建屋時間方面也快接近四倍。由於這種社會住房是由居民自己興建，所以他們有相當大的自由生產自己的空間，例如在其中一個屋邨裏的正中間竟然有一個供居民使用的泳池，這事在香港絕不常見，但這在阿根廷已經媲美當地的中產屋邨。此團體甚至提供一條龍服務，興建工廠生產建屋所需的磚及鋼，一方面進一步減低成本，另一方面為基層創造就業職位。

這個例子，如作者自己所言，是真正打破家長式政府由上而下（Top-down）的空間生產，而轉而由居住者，亦即基層市民自行由下而上（Bottom-up）生產自己的空間。坦白而言，香港可以做得到嗎？我心中存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甚至是不能想像。基於兩地差異之大，沒有人會天真地相信可以照辦煮碗來一個香港版的Organización Barrial Túpac Amaru。可是回歸到我最初的問題，我們還需要香港現時的公營房屋嗎？似乎，基層住屋的空間想像不只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