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平戲院二代院主日記 看20世紀初全方位戲院老闆是如何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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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哲學編按】本文節選自程美寶教授為《太平戲院紀事——院主源詹勳日記選輯(1926-1949)》所撰導論,原標題為「導論:20世紀一個‘香港仔’的營商之道」,原文一萬六千餘字,本選節內容概括日記主人,太平戲院第二代院主源詹勳先生(1904-1983)經營戲院的方式,他如何以全方位老闆,既要生意應酬,又要參與戲曲創作、撰寫廣告,即今天要幾個部門才能辦妥的事務,源詹勳和他的拍檔都是一手包辦,即粵語所謂的「一腳踢」。內文細緻交代了源詹勳的創作靈感,和一些具體的創作經歷,研究粵劇史的讀者,可從中看到一位戲班老闆,如何融會中西,推動近代粵劇發展。

源詹勳先生(1904—1983)(香港文化博物館藏品)

誠然,「公私不分」,正是日記作為一種「文體」或「文類」的本質。「公私不分」,也是舊時代做事甚至得以成事的特色。作為太平戲院院主、太平劇團班主,同時掌管其他生意,又得處理個人財務,也是一家之主的源詹勳先生,多年來在日記裡記下的日常生活,似乎就是「晨往高升品茗」、「午大三元」、未幾在「加拿大」或「告樓士打」飲茶、然後「回院工作」,之後「晚飯於大同」,甚至再「宵夜於金龍」,深夜才回寓或回院休息。驟看之下,源先生每天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外吃吃喝喝,但活在21世紀的我們必須明白,在那個年代,生意就是這樣做成的。更重要的是,源先生之所以能夠成功經營太平戲院和太平劇團,成就一番事業,是由於他的能力相當全面——他是戲院老闆,又是劇團班主;既管理財務,注意投資,又編劇打曲,撰寫廣告。換言之,今天在一個企業裡要很多部門才能完成的各種工作,他幾乎能夠一個人全部包攬。當然,在打理院務方面,他長年有多位得力「拍檔」和助手,而戲班方面,有馬師曾和譚蘭卿坐鎮,亦使太平戲院暨太平劇團在激烈的競爭中長年穩操勝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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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大學生涯

源詹勳這種全面的能力,與他舊學新知同時兼備大有關係。現存日記自1926年始,剛好是他入讀香港大學的第一年,也是省港大罷工進入第二年。這一年日記斷斷續續,有多天用英文書寫,可能跟他開始入讀大學有關。他在1月15日記曰:「是日下午進居於梅宿舍」,也就是香港大學的「梅堂」(May Hall),應該就是在當日開始該學期的大學生活了。查香港大學檔案中心藏源先生的入學註冊及成績記錄,他是在1925年12月參加入學試的(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之前在Hong Kong Educational Institute和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就讀,在港大入讀的學系(Department)是「Commercial Training」(商業訓練)。從日記所見,源先生在香港大學上的課,既有「Dr. Au」(歐大典)上的《中庸》(寫作「The Mean’s of the Doctrine」),也有「trigronometry」(三角),也有一位名為Baron Hay的教師任教的「Phonetics」(語音學);而從香港大學記錄所見,他一年級修讀的課程也只有四門,分別是英語、地理、純數,以及中國文學與歷史。也許是由於家裡有一盤生意等着他打理,源先生似乎對大學許多課程很不以為然。他「餐後如常往聽詞章演講」,卻覺得「很厭煩的,蓋其所講多不倫不類」(1926.4.17);「有地理演講,個中取材,味同嚼蠟,此為 Mr. Hay所談,既無可聽之價值,又無可學之理由,徒虛負此光陰矣」(在1926.4.30頁面上記5月1日事),難怪他一年下來,成績未如理想,除了中國文學與歷史外,其他都不及格。他比較感興趣的課程,是 「Complete Commercial Law」(商法大全),但似乎還未來得及修讀,他的父親已經說他在讀過這年書後便應開始他的生意生涯,他也覺得無需在香港大學的商業課程上浪費時間(見1928.8.10記事,原文為英文),大抵由此便退學了。

源詹勳先生日記書影(部份)(三聯書店提供)

從香港大學退學後,不代表源先生「不讀書」,他不時會在別發洋行(Kelly & Walsh Ltd.)和商務印書館(Commercial Press)訂書。他愛看文學雜誌,認真做筆記,記下「鑑賞與研究的分別」(1928.1.12)。這種訂購書籍雜誌、認真閱讀並做札記的習慣,在他離開學堂之後仍保持不輟。好些他購入的書籍,很明顯都與戲劇有關。1936年1月,他與馬師曾「共往中華購慈禧書,藉以供新戲參考」 (1936.1.6),大抵是因為「適演新劇弍本《慈禧太后》」,但他對劇本的評價是「過於誨淫,似乎不合現代化」(1936.1.12)。1936年2月,太平戲院連續幾天重演馬師曾、譚蘭卿主演的「轟動中西文壇古裝名劇《王寶釧》」,其中2月25日,港督郝德傑(Andrew Caldecott)更在晚上十時到院參觀,太平戲院上下十分重視,還專門印製中英文戲橋。所謂「轟動中西文壇」,固然是廣告用語,不無誇張之處,但這樣的說法也有一定的背景。1934至1936年間,《王寶川》曾在英語世界掀起一陣熱潮。1934年,時在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華人劇作家熊式一,把京劇《王寶川》翻譯成英語,題為Lady Precious Stream,在倫敦出版,隨後兩年由「人民國家劇社」(People’s National Theatre)在倫敦的「小劇場」(Little Theatre)演出了約一千場之多,之後又在美國各地演出了400多場,熊氏的譯作亦一版再版。馬譚可能是藉此西洋風,在香港重演粵劇《王寶川》,並吸引了港督等西人的青睞。1936年3月,源先生在日記裡記下往別發書店「購《王寶川》書一本」之舉(1936.3.9),別發書店以售賣英語書為主,他購買的很可能是《王寶川》的英譯本。類似的例子還有1940年他去商務印書館購買《吟邊燕語》(1940.9.16),此即林紓和魏易在1904年翻譯出版的蘭姆姐弟編纂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是以文言編撰的莎翁戲劇簡寫本。此段時期粵劇不時有改編莎士比亞的作品的,從源先生的閱讀興趣,或可窺見一些蛛絲馬跡。

書名:《太平戲院紀事——院主源詹勳日記選輯(1926-1949)》
編者:程美寶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抄曲、打曲、作告白

源先生能寫曲,在日記中好些片段都有所反映,1929年8月25日的日記中,便有「交第一場曲與仕可」的記載;1931年7月,更連續幾天「晚飯後從事作曲」、「晨十一時往外寓作曲」、「午大三元品茗,後大中華作曲」(1931年7月22、23、25日記事)。同樣重要的是他「抄曲」的經驗(1931.8.12記「下午回外寓抄曲」),認識粵劇粵曲歷史的人都知道,不少粵劇撰作者的生涯,往往從抄曲開始。通過抄曲,逐步掌握劇目結構、分場,以及各種所謂「介口」,同時熟悉曲牌、板腔體例、字詞韻腳。其實,在能夠「創新」之前,本來就需要通過抄寫臨摹學習的。源先生能寫曲,也是由於他懂得欣賞評述,而早年的單曲,本身就是一闋可鑑賞的詞,源先生1928年的這條記事——「酒樓中有一歌姬名曰香君,清歌數闕〔闋〕,楚楚動人,尤以《滕王閣序》為佳」(1928.2.27)——便很有清末文人顧曲的味道,也不由得讓人想到此《滕王閣序》應該很接近《滕王閣序》原文。時人聽曲,往往欣賞的是某一唱段,而非全曲,更非全劇。源先生在日記記下某人想索取「潘影芬所唱《蟾光惹恨》之西皮」,剛巧他「旁立,乃允所請,遂喚文譽可先生抄而與之云」(1926.7.3),可見這位先生欣賞的是其中一段「西皮」,而當時要取得一曲,需要請人謄抄。

寫曲如寫詩,能熟讀前人名句,自然容易襲用。源先生讀《白香詞譜箋》,「得數佳句」,在日記裡記下——「水晶雙枕畔,猶有墮釵橫——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逐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1928.1.28),也很難不讓我們聯想到,一首粵曲就是這樣寫成的。某日他「閱書得佳句甚多,書之於散紙」(1928.2.25)。這些「散紙」,本來都是重要的「文獻」,可惜註定要「散失」。也許這些「散紙」夾在已捐獻到公共圖書館或博物館的源氏藏書中,也有可能已經煙銷灰滅。至1931年,源先生寫曲似乎在行內已有一定名聲,有人請他「合作開戲,每人擔任一樣,他講戲佔4成,余打曲佔6成」(1931.7.1)。他自己也頗有自信,遇到戲班的撰曲人因故不能及時交曲,他提出可代作一場(1931.11.1)。換句話說,他作為班主和院主,能權當撰曲人或劇作家,不至於處處受制於人。

太平戲院外觀(香港文化博物館藏品)

從日記所見,好些太平戲院的廣告,也出自源先生手筆。他曾「代作告白一段,《難分真假淚》,其中非常趣致」、「下午回院代繕寫告白,並着黃灶拈往各報館落版」(1928.1.8)。查1928年1月9日的《香港工商日報》,太平戲院大羅天劇團演《難分真假淚》及其他戲碼的廣告及票價刊登在第三張第一版,而上述的「告白一段」,則以短文的形式,刊在同日的第三張第三版,謂「太平戲院演大羅天,唔係毒蛇唔敢打霧,唔係猛龍唔敢過江,唔係好戲唔敢隔日翻點」等,應該就是源先生所說的「其中非常趣致」的內容了。未幾,他又「作大羅天告白一大段,託言有人來書讚許馬、陳二伶,故本院將牠登之於報章」(1928.3.2) ,這就是一般所說的「鱔稿」了。之前撰寫廣告的工作主要由文仕可負責,至1929年,源杏翹不理會文氏的看法,徑讓自己的兒子撰寫廣告(1929.3.17)。1931年源先生為《出妻順母》一劇撰寫報紙廣告,他在日記註明是「白話式」 (1931.6.14),約兩個月後,他和兩位朋友在大三元品茗,兩位友人還在「互相口角白話文之適用否」(1931.8.19)。日記裡這些片言隻語,或可作為白話文遲遲未能在香港普及的旁證。

在報紙刊登廣告除了要提供稿件外,源先生還要與他的搭檔就版面、位置、價格等細節,與報館討價還價。他曾經就太平戲院未能用頭版刊登廣告質問有關人士謂「何以新世界有封面位而太平則無,何故,並堅持明日《天光報》封面招牌側,否則唯有不刊出而已矣,後羅文塤又電話,乞求讓位,余決不允,並不理會他」(1940.3.13)。幾乎天天都要刊登的報章廣告,是經營戲院的一項重要開支,而當時的報館,亦容許像太平這類商戶賒數,但這也為日後其父親源杏翹先生去世時增加了一群追債者(1934.11.25-26)。為宣傳新劇《盜窟奇花》,太平戲院更曾買「全架電車廣告」(1938.4.23)。除了刊登廣告外,派發曲本也能廣收宣傳之效。「明日《香江午報》將《野花香》曲本刊出,以事喧〔宣〕傳,互相利用」(1933.5.24);「《香江午報》登出《野花香》煞科曲白,並送一千份來太平分派」(1934.5.25)。報刊為吸引讀者,刊登曲白隨報附送,戲院不用自己花費印刷,這就是所謂「互相利用」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刊出的只是「煞科曲白」,而非全劇的曲白;而且,源先生也要監督內部員工利用曲本牟利的情況,因此要注意曲本不能多印,以免有人發賣索價(1931.12.10)。除了刊登恆常廣告和派發曲白外,現在稱為「公關危機」的,當年源先生也是徑自處理,某次「《循環報》誤傳馬伶忽染重病,電話着他更正,順投稿各間報館,一律更正云」(1928.1.4)。總之,今天要幾個部門才能辦妥的事務,源先生和他的拍檔都是一手包辦,即粵語所謂的「一腳踢」。

早前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太平戲院展覽(資料圖片)

總覽源詹勳先生日記,較讓人感到趣味盎然的是1926至1941年的部份,此時正值源先生青壯時期,生活可謂多姿多彩。在入讀香港大學時,源先生年方廿二,又是戲院老闆的長子,五陵年少,日記滿載各種娛樂玩耍,跳舞、下棋、踢毽子(寫作「打毽」)、打乒乓球、打麻將、買馬票,以及上妓院「打水圍」,不一而足。這種生活,讓我們不其然想起張愛玲自身經歷過也寫進她的作品裡的香港大學,只不過當年流行的、可做的,後來都變成過時的,甚至非法的。「晨高陞、午大三元、加拿大飲茶、晚飯於大同、設宴於萬國、宵夜於金龍」,是源先生日記裡經常出現的「用餐」時間表。我們可以想像,源先生的許多生意,就是在這些「吃吃喝喝」的場合裡談攏的。源女士提到,她曾見過父親在酒樓的筷子紙套上寫下曲詞,可見這些地點也是他創作所在。20世紀20至40年代的餐飲地點,在源先生的日記都留下了蹤跡,而他描述流連塘西妓寨所用的術語,與羅澧銘的《塘西花月痕》所記載者亦可互為參照,活脫脫一幅笙歌璀璨的繁華景象圖,分別在於,《塘西花月痕》敘述的是某某少爺「打水圍」時的排場,或與某某阿姑離離合合的故事,而源先生日記所記載的還包含許多個人的掙紮和抉擇,感情與矛盾。

編者簡介︱程美寶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博士,曾長期任教於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文化史,近年致力於探究近代華南的地域文化如何在一個跨地域的情景中逐漸形成。主要著作有《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編有《平民老倌羅家寶》、《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發表中、英、日文期刊論文數十篇。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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