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布朗肖專題】黑夜教黑夜以沈默——布朗肖《亞米拿達》

《亞米拿達》的內容

《亞米拿達》以托馬在街上遊蕩時看到一個女人曖昧的手勢為開場，由於手勢的召喚（「它更可能象徵友善而不是邀請」），托馬進入了一座內部極其巨大的建築物，在和守門人交談後，得知只要有理由，就可以進入成為房客。每一間房屋內都懸掛著油畫，為托馬畫像的畫師對服飾的刻畫格外精細，而他筆下的面容卻只是模糊的線條，「彷彿被時間擦去了一般，喪失了所有意義。」（註三）與托馬同處於一個房間之中的，還有一位疲憊、受了傷的年輕人多姆。二人和幾位員工進行了交談，其中一位名叫芭布的年輕姑娘給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告訴托馬有人要帶給他一個消息。

之後托馬在建築內探索，與眾人交談，認識了叫傑羅姆的人，得知了建築內一系列的狀況，尤其是房客和員工之間的對立狀態：員工有一套奇怪的工作制度，對房客時常漠不關心，所以房客們約定有一部分人自願充當侍者來組成一個共同體。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身份逐漸混淆並失去自我。傑羅姆還告訴了托馬一次「起義」，部分房客試圖改造建築內的生存現狀，他們繪制地圖、改造建築，甚至向充滿神秘和謎團的樓上進軍，在遭受了悲慘的失敗後，倖存者離開了建築。托馬還被傑羅姆強迫成為了審判兩位員工的證人、行刑人。與兩位員工同處一室時，他得知了二人和芭布之間曖昧不清的聯繫。隨即再次見到芭布的托馬追問甚至質問了她，試圖弄清自身的處境和建築之內的真實情況。芭布認為即便得以到達不可到達之處，也無法改變身份和等級的差異現狀，希望托馬放棄追問。儘管托馬認識到樓上和樓下的環境不同造成了話語表意系統的模式不同，卻依舊一心要去樓上找尋那個「邀請」他進入的女人。芭布離開後，托馬突然暈厥，久病不癒。

托馬甦醒後，被一位年輕姑娘露西當做侍者。極度疲憊的他認為露西便是那個樓上的女人。互相吐露心跡之後，露西要求托馬簽署一份二人相處模式的約定。托馬只寫下第一個字母，變得健康且健壯的多姆敲門進屋，似乎以托馬的身份和露西交談，並且認為托馬取得的成功微不足道，關於生存，真正的出路在於地底下的世界。黑夜降臨，托馬最後的問題是「你們是誰？」

持續的問題與流動的身份

「你們是誰？」——這一追問以不同的形式貫穿整個文本（「您去哪裡？」「怎麼樣的工作？」「為什麼？」……）。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亞米拿達》本身就是一部關於提問—回答的匯編，托馬對他人的疑問、追問和他人對托馬的反問一直推進著整篇敘事，其所刺穿的核心地帶正是傳統認識論意義上的人與世界之關聯形式。

人可以通過提問獲得對於事物本來面目的瞭解嗎？事物存在「本來」的真實面目嗎？本書中所有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圓滿的回應，每個重要問題的答案都在似是而非之間游移不定，提問者所希求的和回答者所給予的之間總是方鑿圓枘，不能嚴密相合。閱讀過程中的晦澀感正是由此而生，答非所問的表象背後，隱含的恰恰是以此方式認知世界這一行為的有限性。進入建築之後的托馬所持有的疑問始終未曾得到明確的解答，一直到結尾的「你們是誰？」為止，都沒有對自身的經歷給出詳盡而符合邏輯的闡釋。這一事實也許恰好間接說明了在直面繁復而獨特的生命經驗時，邏輯的無能為力和歸納式認知的局限性。

布朗肖所要表現的，並非「他人即地獄」這一沙特式的主題，而恰恰是這一命題的反面。早期沙特從笛卡爾的「我思」出發，個體在了解世界時，是世界向「我」聚攏，「我」是認知結構的中心，完全自由且具有超越性，這就是沙特所謂的「主體我」。而當「我」變成了他人凝視的對象，「我在我的活動之中把別人的注視當做我自己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種被目光的奴役，也是對「我」這個主體的自由性和超越性的剝奪，於是「主體我」成了「對象我」，由我的目光建立起來的「『我』的世界」崩潰了，這就是所謂「他者即地獄」。沙特關注的是他人對「我」之自由與超越性的侵害。而在布朗肖這裡，全書以托馬的有限敘述視角鋪展，與托馬交談的他者都是陌異於他的存在者。對於托馬來說，「我」永遠無法預知他者、揣摩他者，而只能順從於他者的佈置與安排，面對他者時的「我」沒有任何特權。但與沙特不同且最重要的是，「我」始終是完全自由的。「完全是自由的」這句話在書中頻繁地出現，不斷強調建築內「自我—他者」關係的自願性。布朗肖並不認同「自我」作為主體具有特殊地位的觀點。當有人關注托馬進入建築之前的個人經歷時，「他發現那個地方早已迷失於茫茫過往之中」（頁163）。主體的個人化特殊經歷在建築之內並不具有任何意義，一個人所秉持的身份是在與他人的遭遇中生成的，我的身份、我的自由是他者所賦予的，而非是他者侵害了自我的自由。

主人公托馬在與眾多人物的遭遇之中，不斷地變換其與他人交往時的相互關係（員工—房客，畫師—模特，犯人—證人，房客—員工，追求者—被追求者）。他最終以疾病纏身的疲憊感消隱在倏忽而至的黑夜之中，只平靜地拋出了一個問題——「你們是誰？」

疲憊感，是一個頻頻出現於布朗肖作品中的關鍵詞。其所暗示的個人主體性的消極傾向，以及人面對事物時產生的無力掌控與不可把握之感受，同樣見之於羅蘭．巴特、列維納斯等人的著作中——如羅蘭．巴特《如何共同生活》中的「個人節奏性」和「域外居住」的觀念，以及列維納斯在《總體與無限》中的「絕對他者」和「人質」概念等。「你們是誰？」這一身份問題成為了整本書的終結，但這是一個不需要答案的問題，因為在《亞米拿達》中，身份成為了一個變幻不定的參數，在這座內部龐大的建築中，儘管存在著一系列結構關係（如傑羅姆揭示的員工—房客關係），但個體層面上的身份是游移的。托馬在畫師筆下並不具有可辨認的面貌，作為證人在面對犯人時被質疑「看東西的方式是一個享有身份的人的方式」（頁168）。在久病蘇醒後被當做侍者而不得不勞動，並沒有任何一種身份是托馬固有且不變的。《亞米拿達》設定了神秘建築這一極端情境，在其中描述了拋卻自我身份的執念之後、一種倫理狀態的可能性。

獨特的認知模式與文學的倫理

全書有三次談話頗為重要。首先是傑羅姆對托馬介紹建築時的描述：建築內的空間結構大致可以分為底樓、二樓、樓上的三級空間結構。底樓為一般房客所居住，二樓大部分是病人，而樓上是房客無法達至的未知區域，充滿了種種神秘的猜測。而員工和房客之間的關係頗為緊張，員工們「必須保持等級關係」（頁149），「他們手握著巨大的權力……擁有一個巨大的文件庫，裡面記錄著我們生活的細枝末節」（頁141）。所以當一部分房客參與了一場類似叛亂的集體行動、試圖進入樓上的區域時，都遭遇了慘敗，幸存者們「舉手投足裡只顯露出絕望」（頁124），便離開了這座建築。初讀此處描述，難免認為文本揭示的是一種對社會的隱喻，像德勒茲提出的「控制社會」，又或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探討的權力—空間結構，空間化的層級制度與管理模式構成了一套作用於人體的權力運作系統。然而，布朗肖所關注的重點並非權力模式，或者說他更加關注的是一種獨特的認識論結構或認知模式。

在全書第二次重要的談話（托馬和芭布）中，文本提示我們樓上的空間是一種有關無限的空間、超出底層人認知範疇的空間。芭布勸阻托馬不要徒勞地耗費精力去探索，「您在那裡見到的任何一個人都會清楚地意識到您應該在的地方，您真正屬於的地方，也就是您位於底層的房間，線索是您的著裝、神情和思想，它們和您這段時間的經歷密不可分……」（頁196）；當面對托馬的表白，芭布的回應是「我不過是一個卑微的女僕，您看不到我真實的樣子。您在我臉上發現的，是您自己的生活慾望。在這裡，您怎麼也無法找到真正的光明。看看您的周圍，難道不是密佈著黑暗？我的燈盞只夠勉強照亮我自己……您怎麼還能夠把目光轉向我呢？」（頁200）

芭布非常瞭解托馬的認知局限——始終從自身的理解能力和認知結構出發向他者提問的托馬，始終離不開「我思」的認知出發點，這種認知方式必然地成為一種光學的認知：托馬在文本結尾之前的數次談話中都能感受到光的亮度。但芭布，包括後來的露西，都反複提及黑夜，強調黑夜中才能貼近真相，有所發現。在光中，人從自我的眼睛出發對事物進行統握（列維納斯，comprehension），事物被「我」的目光所俘獲、掌握。布朗肖接受了列維納斯的倫理學觀點，認為自我對事物—他者的理解不能以己度人，不能夠按照一種同感式的思維，不能夠將他者還原為自我的知識，而要走出唯我論的迷途，從而促使自我對世界的固有理解方式和所有權產生質疑，並成為「為他者之一己」的存在。對布朗肖來說，這一倫理基點與文學寫作的關聯在於，文學同樣要促使自我暴露在一種無法掌控的要求之中、暴露在一種對未知甚至不可知的他者保持的絕對尊重之中。

借托馬之口，布朗肖闡述了其倡導的認知模式，也是一種文學倫理學的模式——「交流的內容需要用能被理解的方式來表達，多麼粗淺、錯誤的想法啊。當我的話注定要說給一個沒有任何思想能介入的地方聽的時候，我還會覺得那些由我的思想拷貝出來的一字一句有任何重要性嗎？當話語的意義局限於我所生活的這個環境，我還會渴望傳播它們嗎？我更想要做的應該是以我目前不知道的某種形式，通過對話語的遺忘，到達那個我非去不可的地方……」（頁204）。在布朗肖看來，認識論、文學、倫理學之間的聯結在於都通過一種認知方式，讓主體失去自主權並去位置化，正如布朗肖在《無盡的談話》中對列維納斯的倫理學觀點毫不吝嗇的贊揚——在伊曼努爾．列維納斯的書裡——對我而言，我們時代的哲學從未以如此清晰的方式言說，它重新質疑了我們的思考方式（如同我們必須要做的那樣），質疑了我們對本體論膚淺的敬畏——正是通過處在其四射的光芒中、處在其所特有的無限迫切中的「他者」觀念，我們被呼籲去對「哲學本質上是什麼」——換句話說，即「同他者的關係」——擔起責任。（註四）

黑夜的守護與救贖

從某種意義上說，《亞米拿達》也是布朗肖與卡夫卡的一次對話。和卡夫卡的《城堡》相比，《亞米拿達》書中多次提到想要離開房子「完全是自由的」，然而從進入建築之後，托馬便一直在建築之中經歷種種事件，徒勞地想要弄明白這一場所之內的規則和狀況究竟如何。K看得到城堡，但遭遇了「進入的不可能」；托馬在建築之內，遭遇的則是「知曉的不可能」。在《卡夫卡及文學》中，布朗肖認為，「卡夫卡的語言通常意欲藉疑問形式而持續著，就好像他想要藉由這個躲避是或否的外殼抓住某物。……它們絕望地持存於響應的唯一希望，卻又只能不斷地給出不可能的回應，更甚，取消質問者的生存本身。」（註五）在《木橋》中，布朗肖也明確地將《城堡》的文本置於猶太人千年歷史的文化譜系之中。《亞米拿達》一書以一個猶太名為標題，同樣描述了一個在建築內生存的人們被不可知之絕望感籠罩的故事。生存本身的意義不可達至，身份游離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感，底層房客、二層病人歷經不斷的磨難，既是對猶太人受難的隱喻，也同樣象徵著現代社會諸種災異過後，人類失去了根基的遊牧式存在。

亞米拿達，這位聖經中大衛王後代、利未人後裔、猶大族長的名字，在全書當中只出現過一次。在結尾部分，多姆向托馬講述生活在地下世界的諸種場景時，提及守護進入地下世界大門的人叫做亞米拿達：「這扇大門……碰上它，規矩的力量會撞得粉碎，在房客們的想像中，它是一道可以走馬車的巨門，門兩側樹著塔樓和吊橋，由一個被叫做亞米拿達的人守著。」（頁258）布朗肖的好友列維納斯的弟弟，也叫作亞米拿達，他在立陶宛被德國納粹殺害。布朗肖在《亞米拿達》中將亞米拿達設定為地下世界的守門人，並非僅僅為了紀念死者，而更像是對人類生存之絕望的救贖，對現代社會紛繁之災異的救贖。在《聖經．民數記》9:5中，神吩咐以色列人紮營，「在東邊，向日出之地，照著軍隊安營的是猶大營的纛。有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作猶大人的首領。」而在先知書《瑪拉基書》4：2中，「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以色列人之所以紮營，是為了守逾越節（民數記9:2-5），以紀念將要得救，而亞米拿達的後代就紮營在能夠被光線醫治的東邊日出之地。這一典故為《亞米拿達》結尾的地下世界賦予了彌賽亞的救贖意義。守門人亞米拿達的守護行為，可追溯至舊約中守逾越節的原型。舊約中，猶太民族守逾越節既是為了紀念將要得救，也是已得救之人表示感謝的紀念之禮。《亞米拿達》以展望地下世界美好生活之後倏忽降臨的黑夜作為結尾，但這黑夜，其實是終將到達我們但又尚未到達的救贖之光（註六）。

布朗肖的《亞米拿達》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阿多諾的名言「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此句的回應。這本書展示了奧斯維辛這一災難性事件之後，一種可能的倫理學的認識論模式，一種反光學的、朝向黑夜之多重維度的生存寓言。正如布朗肖在《災異的書寫》中寫下的句子：「太陽下無邊無際的空間並不是為了見證白晝，而是為了那些從星星中解脫出來的夜晚，那多重的夜晚。」（註七）
 
 
註釋

註一：列維納斯在1947年的《存在與存在者》（又譯為《實存與實存者》）中，通過對存在的現象學分析，提出了「有」（il y a）的概念，指稱一種原初的、最基本的存在體驗，有意和海德格爾關於存在的表述相區別。該書有一部分是列維納斯戰時被囚禁在戰俘勞改營時寫成的。
 
註二：卡繆：《卡繆札記．第二卷：1942-1945》，黃馨慧譯，麥田出版2013年版，第95-96頁。
 
註三：見布朗肖《亞米拿達》，郁夢非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頁。
 
註四：見布朗肖《無盡的談話》，尉光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頁。
 
註五：《卡夫卡及文學》一文寫於1949年，見布朗肖《從卡夫卡到卡夫卡》，潘怡帆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頁。
 
註六：參見阿甘本的《什麼是當代人》，這篇文章通過宇宙膨脹論解釋黑夜。該文來自阿甘本為威尼斯IUAV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2006-2007年理論哲學課程的講座，後被收錄於Nudities一書中。
 
註七：見布朗肖：《災異的書寫》，魏舒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