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 Retroactive：「想像不家庭」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嗎？

「想像不家庭」的時代似乎正到來——在獨居或同居的風潮，或不婚主義者的倡議中，婚姻與家庭似乎作為保守現象而被判定為新時代的棄物；可與此同時，各類婚戀指南正走俏大賣，中產太太大有歸回家庭之趨勢；而爭取同婚合法化運動如火如荼——這一系列爭議，都促使我們重新認識婚姻和家庭的當代意義。

「想像不家庭」的時代似乎正到來——在獨居或同居的風潮，或不婚主義者的倡議中，婚姻與家庭似乎作為保守現象而被判定為新時代的棄物；可與此同時，各類婚戀指南正走俏大賣，中產太太大有歸回家庭之趨勢；而爭取同婚合法化運動如火如荼——這一系列爭議，都促使我們重新認識婚姻和家庭的當代意義。

7月，01哲學推出【婚姻與家庭】專題。5篇文章來自哲學、文化及性別研究的不同背景，涉及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儒家學說等。這些各抒己見或針鋒相對的探討，各有其專注處理的現象和問題，不完全是在同一層面對話，未必能構成一種全面的分析。不過，諸君提出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值得再次做一梳理，本期回顧便嘗試在歷史脈絡之中定位上述觀點，提供另一緯度的參照。

尼古拉‧劉的《女孩聯誼的無敵技巧？婚戀教程背後的性別政治》闡述當代「女性婚戀指南」所寄生的社會脈絡。從一支名為「女孩聯誼的無敵技巧」的甜品廣告講起，到去年大熱的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又譯作《月薪嬌妻》），再談日本的「婚活」現象，以及中國情感專家Ayawawa的女性誘惑教導和擇偶指南，如何「科學地提高女性魅力」成為這些作品的首要關注。此類婚戀話術挪用進化心理學的研究，將女性的隱形勞動（諸如取悅對方的情緒勞動、以及無報酬的家庭勞動）自然化。當代女性的婚姻焦慮，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父權社會的家庭結構：女性在經濟上更依靠男性。

孫大剩的《獨居、協議同居風行，共產主義如何看家庭的終結？》一文對於婚家的負面判斷也是由此確立。作者將視野拉開來看當下核心家庭衰落、單身社會崛起的世界趨勢，並對此有雙面的判斷：一方面積極認可美國社會學者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的玫瑰色想像，也認為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女性不再願意走入婚姻家庭承受剝削是好現象；另一方面又表明獨居存在顯明的階級差異（如中國的「空巢青年」、日本的「無緣死」老人），不可一概而論。文章更為強調的是「家庭價值」（「血濃於水」的家庭主義）在當下如何成為保守主義價值觀的重要部分，並審慎地指出這與上世紀7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及自由市場中自顧自的個人主義）一脈相承，相互支撐，從而導致人們難以真正團結起來、投身公共事業。由此，作者反對將現代意義上的家庭視為個體歸宿，並預想在國家高度福利化、家務勞動社會化以及科技高度發達的未來，可有一種共產主義式的家庭——此時的婚姻，除了愛再沒有其他考量。

作者對於「不家庭」的共居（或說「理想家庭」）的想像，是以北歐四國的「准社會主義」為藍圖，不過，這一說法值得商榷。北歐四國優渥的分配和福利制度具有高度的特殊性，難以複製，而其生產資料則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如果說父權制下的財產關係決定了現代家庭的屬性，那麼在私有制的經濟發展階段，要如何設想一種消滅家庭的「共產」呢？

陳純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不婚主義的始作俑者嗎？》一文，基於相似的理由質疑現存的婚家制度，認為現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是財富再分配，通過結合創造最大的財富效益。全文試圖闡明古典自由主義對於家庭的複雜態度。古典自由主義者懷疑政府，卻不能設想一個社會沒有家庭和各種宗教組織；而其自由和權利觀念，背後無疑是一套「男性沙文主義」的預設。不過，作者認為自彌爾（J. S. Mill）開始，自由主義與婚姻家庭的張力已體現出來。彌爾支持女性經濟獨立和人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由此，不婚可被視為一種可欲的人生選擇，在某種條件下甚至是優於結婚的人生選擇。可見，自由主義的不婚主義並非挑戰「婚姻作為財富再分配」的規則，而是爭取在現存秩序下更好地維護個體權益。

在前面兩篇文章看來，傳統婚姻家庭觀不但已淪為「政治不正確」，而且面對「現代性」議題時相當無力。王珏、李俊的《現代性危機之下，重提傳統家庭觀並非保守之論》一文致力反駁這種觀點。文章認為，與其將傳統家庭觀的失勢看作是純粹的「進步」，不如將其視為一場仍然在進行的文化戰爭，需從存在論和倫理性上反思兩個關鍵問題：「誰之家庭？何種幸福？」作者試圖反轉自由主義的論述，指出自由主義的家庭建構論（即認為家庭形式服從個體的選擇）完全符合現代人對社會道德秩序的想象，但正是由於現代生活的道德秩序將獨立的個體確立為最終的尺度，個體被抬高為塑造一切的源泉，家庭才被褫奪了屬於自身的倫理意義，僅僅保留其工具性價值。換言之，正因現代家庭受困於現代性道德的內在危機，因此有必要回到傳統家庭觀之中尋找超越性、倫理性的內涵而達成救贖。

兩位作者對於傳統家庭觀的肯定，在蔡祥元《儒家為何要守護家庭？》一文中得到了具體的論證。在儒家思想看來，家庭所承載的生活世界對個體而言是塑造性的，比如，生兒育女不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傳宗接代，而是通過這種生養建構出一個家庭，來「拓展」自己的「生命」。作者列舉比較中西文化、展望未來人類文明，指出儒家婚家觀不只是為了單純滿足兩性愉悅，也不只是為了傳播生物基因，更是為了守護與傳承「人性基因」。作者雖承認儒家思想教育無法直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比如農民工的勞燕分飛），但強調參考儒家思想背後的哲理依據可有效修補現代性的殘缺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五篇專題文章涉及了傳統至現代家庭觀的廣闊脈絡，但這些比較（以對立的形式展開）卻缺少歷史性的定位和描述。無疑，所有批判都明確指向「現代婚姻制度」的內在問題。然而，正如兩篇強調傳統家庭觀的文章所指出，婚姻與家庭的問題從來不只是個人的或個人主義的，其歷史內涵也不單純只有「資本主義下的婚姻」。恩格斯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婚家分析：婚家關係伴隨生產制與生產關係的轉變而轉變，從史前至當代，不同時代的家庭論述同樣受到歷史上的生產關係、國家、文化等不同面向的中介。馬、恩以美洲、古希臘等地為例，參考人類學家和史前史學家的著作，指出從蒙昧時代的群婚制、到蒙昧與野蠻時代交替時期的對偶制家庭，再到文明時代的專偶制，這轉化首先是基於財富積累所造就的全新的社會關係。「在中世紀以前，是談不到個人的性愛的」；而一夫一妻的專偶制（很多時候是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的專偶制）的產生，也並非起源於個人性愛，而是以經濟條件為基礎：男性支配的私有制戰勝了原始的自然產生的公有制。因此，不論封建制度下對婚姻自主的公開否定，還是資產階級所標榜的「婚姻自由」，個體家庭都首先是一種經濟單位。

就此而言，不能割裂地看待「現代」、「當代」與「傳統」的婚姻家庭及其婚家觀。不論是具體到當代婚戀指南現象中的女性位置，或更寬泛地評述當下世界的獨居現象；不論是闡發傳統社會的家庭倫理（比如儒家、天主教等），或梳理自由主義脈絡中的進步與流變，都需置入一個演變的歷史框架之中。被指責為「保守」、「虛弱無力」的傳統家庭觀，曾有其進步意義，只是當這種倫理性所依託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時，我們是否還能重返其（原本既有缺陷的）倫理境界？而前三篇文章批判女性在家庭結構中的弱勢，無疑是由現代家庭作為性別分工場所的性質所決定的——如馬、恩所言，私有制下的專偶制婚姻仍然是一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其實質是私有制條件下剝削階級道德在婚姻家庭關係上的反映。因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專偶制儘管為現代的性愛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但在階級社會這種可能性卻無法變成現實；只有在「廢除私有制和社會負責教育兒童」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實現以愛情為唯一基礎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