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可令工作迴流美國?羅斯的「美夢」恐難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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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1月30日接受霍士新聞網採訪時表示,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讓企業在審視其供應鏈時多了一份考量」。羅斯認為,中國的疫情「將有助於加速工作機會迴流到北美:一些會回到美國,可能也會有一些去墨西哥」。對於這類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美方的言行「不合時宜」、「太不厚道」。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Larry Kudlow)也出面否認美國將從疫情獲益的說法,稱「新型冠狀病毒和工作增長是兩回事」。

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2003年的沙士(SARS)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十分明顯。春節假期中交通運輸、旅遊、餐飲、娛樂等行業均遭受重創;春節假期的延長及部份地區復工時間的推遲,也對其他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調查的十位經濟學家對中國今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測的中值為4.9%。

然而,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並不意味着美國經濟能夠從中漁利。在經歷數十年的全球化後,各大經濟體之間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國的經濟活動受到疫情的抑制,美國乃至世界經濟也會因此受傷。

2月10日是春節過後、湖北除外各省的首個復工日。多地迎來「返程潮」。(中新社)

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的分析師通過預測中國對進口商品需求減少及中國遊客在境外支出減少,來模擬疫情對全球的影響。結果顯示,即使中國政府的積極應對能夠使疫情在2月或3月受控,今年全球GDP增長仍將受到0.1到0.2個百分點的打擊,中國全年經濟增速也將放緩至5.5%。

牛津經濟研究院通過分析當前中國新型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得出相似結論,認為今年中國GDP增速將下滑至5.6%,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0.2個百分點,年增長率跌至2.3%,這將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的最低增速。

為了向羅斯解釋現代製造業「休慼與共」的道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在美國《紐約時報》撰文表示,如今全球產業鏈已經把各國的製造業連結在一起,一個國家進口的產品不僅包括直接消費品,還包括中間品,而且這個國家會利用進口的中間品進行下一步生產。因此,任何阻礙進口的因素(無論是關稅還是冠狀病毒),都會增加生產成本,從而對進口國自身的製造業造成傷害。

克魯明認為,如果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疫情對中國製造業造成沉重打擊,那麼美國經濟受到的負面影響將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的最壞影響相當。美國聯儲局最近一項研究顯示,特朗普加徵關稅的政策導致諸多進口中間品的價格上漲,造成美國製造業產值和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而非增加。因此,中國的疫情並不會「有助於加速工作機會迴流到北美」。

除了羅斯的表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月2日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稱,美國將幫助石油儲量豐富的哈薩克斯坦防禦鄰國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侵襲。(AP)

中美製造業互利才能共贏

世界銀行資料顯示,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約27%,可謂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因此,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地位也使疫情的負面影響更容易擴散到全世界。對此,牛津經濟研究院全球經濟學家本.梅(Ben May)解釋稱,「如果你的生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小部件沒有了,且所有這些小部件都來自中國,那麼你的生產線很可能會停止運轉,而這些問題可能會在世界各地出現。」

以羅斯為代表的部份美國精英或許希望疫情能夠重創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這樣配合貿易戰等措施,美國就能夠從中國人手中「奪回」一些工作。然而,一國能否從中國手中承接製造業,取決於該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價格是否比中國更有優勢。

目前來看,中美兩國在產業結構等方面可以互補,卻無法相互替代。此外,由於人力成本較高、低端產業鏈不完善,美國的製造業企業反而極為依賴中國。例如,2013年蘋果公司在美國生產第二代Mac Pro電腦時,因美國的零件承包商每天只能製造1,000顆螺絲釘,完全無法滿足Mac Pro的生產規模,只能推遲該型電腦的上市時間。為了解決螺絲釘產能問題,蘋果在美國當地尋訪了幾個月,最後不得不從中國採購螺絲釘。

蘋果公司在生產「美國製造」的Mac Pro時已經發現,從製造規模、員工技能、基礎設施及人力成本等方面,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與中國媲美,美國也不行。

中國在中美協議中承諾大量採購美國農產品,其中最受關注的是美國大豆。圖為美國艾奧瓦州一處種植大豆的農產主。(新華社)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美國前商務部首席經濟學家赫爾珀(Susan Helper)認為,「中國勞動力不僅便宜,還可安排十萬人為你整夜工作,這種生產模式已成為產品上市策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環。」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也表示,生產蘋果產品需要尖端機器和許多熟練的工人,而中國技能熟練的員工遠多於美國。

美國企業大都早早適應了全球化的生產和銷售模式,中國龐大的製造業規模和不斷增長的市場規模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份。在大部份製造業領域,離開了中國就不可能形成最大規模,獲得最低成本。這也是美國新興製造業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時必須來中國設廠的原因。

以電動車品牌Tesla為例,2018年7月,Tesla與中國上海臨港管委會和臨港集團共同簽署純電動車專案投資協議,規劃建設年產50萬輛純電動車的超級工廠;去年1月工廠破土動工;今年1月中國產Tesla Model 3車型已經正式向公眾用戶交付。中國工廠的「火速」投產不僅使Tesla的產能迅速擴大,部份零部件的本土化也令中國產Tesla汽車的成本大幅下降。

此外,Tesla在美國面臨的動力電池產能不足問題也能夠在中國輕鬆解決。目前,中國不但具備全球規模最大的動力電池產業鏈,也擁有全球裝機量最大的動力電池製造企業-寧德時代。Tesla在中國的工廠投產後便很快將寧德時代納入供應鏈,此舉不但緩解了中國產Tesla汽車的產能限制,也使其成本進一步下降。

受疫情影響,特斯拉(Tesla)在上海的超級工廠也可能因停產而蒙受損失。(新華社)

蘋果、Tesla等美國製造業企業與中國企業的合作,完美詮釋了在全球產業分工合作的格局下,中美製造業只有互利才能共贏。也正因為如此,羅斯的言論才顯得尤為不合時宜。

未有國家能承接中國製造業

近年來,在中國的產業升級政策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部份製造業企業確實在離開中國。而中國人力成本、環境成本的上升,也在加速這一過程。但是,這部份製造業並沒有流向美國,而是流向與中國產業結構更相似的東南亞、印度、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

這些離開中國的製造業企業規模也不太大,原因在於短時間內沒有哪個國家有實力大量承接來自中國的製造業。以2018年各國製造業增加值測算,印度和韓國的製造業規模僅是中國的十分之一左右,美國的廉價工廠-墨西哥的製造業規模僅是中國的二十分之一左右,越南的製造業規模更不足中國的百分之一。

因此,羅斯大可不必為中國的疫情而「竊喜」。事實上,大量美國底層勞動者缺乏工作機會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經濟出現結構性問題。簡單來說,美國金融業收益水平較高對製造業形成擠出效應,導致數十年間美國製造業企業在利潤的驅動下持續對外轉移中低端製造業。如今,中國生產低附加值工業產品,美國生產高附加值工業產品的格局已經確立。一場疫情改變不了全球產業分工合作的格局。

讓工作迴流美國,尤其是讓中國的工作迴流美國,或許已經成為本屆美國政府的一大執念。但是,逐漸常態化的貿易保護措施都沒能夠讓中國的工作大量轉移至美國,寄希望於非常態化的疫情促使工作迴流美國的想法則顯得更加荒謬。

上週五(2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特朗普的通話中表示,希望美方冷靜評估疫情,合理制定並調整應對舉措。對於中國而言,疫情終將過去,中國政府也有信心繼續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速。美國也應當認清這一事實,評估疫情對其經濟的影響時,要更多考慮全球化下各自的角色與限制。

上文節錄自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中國疫情可令工作迴流美國?羅斯的「美夢」恐難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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