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中國的中立意味着什麼？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國際社會日益分裂成為以美國和西方為首的「制裁派」，和以巴西、南非、印度、中國等為代表的廣大的非西方國家，後者秉持中立，拒絕「選邊站」的邏輯。國際社會這一涇渭分明的態勢，讓我們回憶起美蘇冷戰期間在第三世界興起的不結盟運動，然而，俄烏衝突中的中立立場日益遭受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非敵即友」邏輯的排擠。我們必須直面回應：一種有原則的中立（principled neutrality），對這個日益分裂和對抗的世界意味着什麼？
中國特色的中立
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中立態度是真誠的，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中國的朋友或「戰略夥伴」，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將這一立場其定義為「客觀公正」。中國要二者之間選邊站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事實是，持續的戰爭正在嚴重損害中國的利益，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下龐大的對外投資項目，而烏克蘭正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區域樞紐。2021年，中烏貿易額按年增長35%，規模達193億美元。儘管這比中俄貿易額（1,470億美元）要小得多，但中烏貿易額在過去五年中已經翻了一倍多。
早在2013年底，當烏克蘭陷於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兩難困境時，中國一舉向烏克蘭提出80億美元的投資協議。
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中立並非純粹出於商業目的，它是人道主義、實用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共同作用的結果。4月1日，在與歐盟領導人的電話會議中，中國領導人敦促各方為烏克蘭戰爭的政治解決而努力，同時避免局勢升級和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從長遠來看，中國領導人呼籲歐盟及美國與俄羅斯之間進行對話，以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烏克蘭戰爭的破壞性令人痛心。中國人民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30%的受訪者支持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20%支持烏克蘭，40%保持中立。許多人擔心，當前在烏克蘭衝突上爭先恐後、火上澆油的引戰言行，會導致戰爭進一步擴大化。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代，必須在政治和外交領域尋求衝突的解決之道。
因此，中國政府呼籲各方保持克制並通過談判儘早結束戰爭，這得到了中國民眾的廣泛支持。中國捐助的三批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已運往烏克蘭，後續更多援助物資也在路上。
因此，中國的中立不僅僅是被動應對，而是基於原則的，意在促使各方達成均衡和可持續安全。相比之下，美國在巴巴羅薩行動（譯註：1941 年6 月22日—1942年1月，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起侵蘇行動的代號）和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之間數月中的孤立主義並非那般光鮮（not-so-splendid isolation）。當時的參議員杜魯門（Harry S. Truman）對此直言無諱。德國入侵蘇聯兩天後，《紐約時報》援引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的話稱：「如果德國佔上風，我們應該幫助俄羅斯，如果俄羅斯佔上風，我們就幫助德國，這樣我們就能儘可能讓他們互相殘殺……」 不到六個月後，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捲入戰爭，接下來的歷史人盡皆知。
進入21 世紀，中國在混亂的世界中穩步崛起，並從歷史上的儒家思想汲取智慧。儒家思想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中庸，即保持中道、避免極端。在1950-1970年代內外政策發生巨大波動後，中國從1982年開始奉行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2011年的《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將其描述為「公正務實」（impartial and pragmatic），這與秦剛大使的表述非常相似。這種立場不僅適用於當前的烏克蘭戰爭，也應用於2014年的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2008年的格魯吉亞-俄羅斯衝突，以及1980年代以來的朝核問題，因為中國反對任何破壞半島穩定的舉動。
「西方新內戰」亟需真正的中立
中俄雙邊關係的穩定和意識形態因素的缺位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意味着這兩個大國歷史性地回歸以互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亞主義（Westphalianism），威斯特伐利亞主義是現代世界主權國家體系的基礎，它雖然發軔於西方，但現在基本上被西方完全拋棄了。
除了北約不斷東擴外，冷戰後西方無休止的民主促進和政權更迭戰爭構成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在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看來，這種秩序既不自由，也談不上有序。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警告冷戰捲土重來的人，似乎對歷史缺乏了解。冷戰期間，儘管世界超級大國在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相互對峙，但由於存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遊戲規則、包括各種可驗證的軍備控制機制，它們之間恰恰維持了「長期和平」（long peace）。
在這個兩極體系中，安全是相互的，雙方都有克制，特別是在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國總統甘迺迪公開呼籲「真正的和平，那種讓我們的生活值得過下去的和平，那種讓人類和國家能夠發展、飽含希望併為他們的後代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這不僅是美國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人的和平，不僅是我們時代的和平，而且是永久的和平。」
現今的世界離這種理想主義和清醒認知相去甚遠。隨着西方自由主義與其社會主義對手（蘇聯）的均衡被打破，西方以犧牲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的安全為代價，追求單邊和絕對安全。因此，烏克蘭成為了美國已故著名外交家凱南（George Kennan）所說的「致命錯誤」引發的反彈（blowback）。
在發表於1993年的《文明的衝突》這篇極具爭議的論文中，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區別於福山（Francis Fukuyama）版本的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的另一套終結論，即冷戰的終結是「西方內戰」（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1991年）的終結。
回頭看，亨廷頓的終結論不僅低估了西方自我毀滅的能力，而且低估了所謂「西方內戰」 對非西方的影響。20 世紀的「西方內戰」是禍及非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全面戰爭」。僅在二戰中，俄羅斯和中國的傷亡人數分別為2700萬和3500萬。除此之外，人們不應忽視20世紀之前西方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一切征戰和殖民統治。或許正因為如此，許多非西方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都在避免制裁俄羅斯，而是呼籲克制和談判。
保持温和與公正遠比選邊站更具挑戰性，特別是當世界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危險的衝突時刻。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薩根（Scott Sagan）的研究標明，一戰前夕，歐洲兩個勢不兩立且具有強大約束力的聯盟因為受到聯盟承諾（interlocking commitment）的驅使，在一周內相互宣戰。有鑑於此，北京目前的原則性和公正中立應該受到讚賞，它對選邊站的危害保持了充分警惕，從而避免了在歐亞大陸上出現另一個或將引爆大戰的對抗性聯盟。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假新聞大行其道的時代，國際社會應該為對話、和平和中立留出空間，以實現包容、不可分割和可持續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