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國立事件】自己逮捕自己?

撰文:邵家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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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局長而言,「去國立」真是可以不了了之的。因為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是習以為常的常態,是知輕識重的聰明做法,而且「去國立」早於2012年已開始發生,連屬非政府部門的香港話劇團,甚至中文大學轄下多個機構及學院,都曾經「去國立化」……
邵家臻
康文署被指政治審查場刊的戲劇《第三謊言》。(網上圖片)

曾經聽過一個蘇聯笑話:

問: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有沒有警察?
答:沒有。
問:為甚麼?
答: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都學會了自己逮捕自己。

自己逮捕自己,真是個非常糟糕的做法。不過,現實可以比笑話還要差。因為生活在極權社會的人,除了學會自我逮捕之外,還會想方設法,以和顏悅色和for your own sake的口吻,去逮捕別人。要知道政府通常面目可憎,要扮慈祥下禁令,不容易成功欺騙觀眾,偏偏那些「常在你左右」的街坊同業,他們的和風細雨式真人見證,才是最有效的勸告,或者逮捕。

水果店故事 寓意恐懼令人人知規矩

未當上捷克總統之前仍是異議者的哈維爾,常常講述這個關於在極權社會經營水果店的故事。話說水果店經理在店鋪櫉窗貼上「全世界無產階級人民站起來!」的標語。他貼的目的,不是認同標語內容,亦不在於克盡責任,宣傳革命。相反,他對「全世界無產階級人民站起來」不甚了了,更遑論他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該如何站起來?」和「站起來之後該如何?」有甚麼看法。他由收到標語到張貼標語,都是例行公事,人貼我貼。他不會認為「貼」,其實代表立場和態度,他只在乎「不貼」會招惹麻煩,輕則會被上司指責不依規矩,重則會被舉報背叛黨和出賣社會主義。於是,他「自動自覺」地張貼在最當眼處,這至少說明你知輕識重,守住本份,信靠得住,可以在社會上繼續平安過活。

哈維爾 Václav Havel,攝於1987年。(Getty Images)

關於水果店,哈維爾說的其實是恐懼。促使水果店經理張貼標語的,是恐懼;監督自己要按章行事的,是恐懼;叫經理「不要問只要貼」的,是恐懼;令經理就算遇上挑戰,也會表示自己是甘心情願張貼標語的,也是恐懼。驅使每個人都說連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說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背後的力量,都是恐懼。

至於恐懼甚麼?可以是恐懼失去了現在所有的,也可以是恐懼前面那些未可知的不穩定性,不過,亦可以是恐懼那恐懼本身。恐懼,使我們作出了形形式式、古靈精怪的舉措,初時會感到尷尬,後來會習以為常,再後來會出手呼籲、指導、逮捕那些新來者和異議者。

政府邏輯:去國立是潛規則 可以不了了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被踢爆要求劇團在場刊中,刪除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二字。這樁「全世界笑話」再次測試香港人底線:一是公務員不再恪守政治中立,「自動自覺」進行政治審查;二是創作自由不再受保障,今日侵蝕你的大學名稱,明天就可以是劇目、意識、內容、主題、選角。茲事體大,可惜因為康文署手握生殺大權,不少劇團為免破壞關係,生怕拿起的石頭還未掟出就扔掉在自己腳上,唯有死忍。而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亦看穿䄂裏,只是循例出來說幾句零內容的聲明,重覆零內容的新聞稿,然後在記者會拒絕回答問題,就可以令事件不了了之。

就刪除「國立」字眼一事,劉江華在立法會會議上指,現正檢視相關資料和做法;而被指牽涉事件、原定會出席會議的康文署助理署長楊芷蘭則臨時缺席會議。(資料圖片)

對局長而言,「去國立」真是可以不了了之的。因為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是習以為常的常態,是知輕識重的聰明做法,而且「去國立」早於2012年已開始發生,連屬非政府部門的香港話劇團,甚至中文大學轄下多個機構及學院,都曾經「去國立化」……

自我逮捕和逮捕他人 為自己保平安

從某個部門對某個劇團,從某個首長對某個電視台,從某個老闆對某個員工,從某個老師對某個學生,從某個家長對某個子女,從某個角落到幾乎每一個角落,你都會看到「自我逮捕和逮捕他人」的膨脹,不同層面正在蜿蜒交頸,交叉感染,互相激發,影響層面還與日俱增。

我們未必真正知道「國立」何罪之有,我們只知「去國立」可保平安。至於這種恐懼如何一步步毁壞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社群甚至一個地區的價值,真是太干卿底事了。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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