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校董會改組方案　跟不上時代步伐

校董會權力之大，令球員、球證都是自己人，表面上是校外人士問責監管，實際上就是自己監管自己…最理想的狀況絕對是修改校監必然制，刪去校監和校董會委任的席位，增加民選的教職員、學生、校友和社會人士的席位，民選成份愈高愈好。

最近，中大校董會成立「檢討校董會規模及成員組織專責小組」，公布改革校董會的諮詢方案（下稱 2016 年方案）。

校董會改組的由來，要從 2002 年開始談起。當年教資會委託了英國愛丁堡大學宋達能校長（Stewart Sutherland），進行關於大學管治和管理架構的檢討。當年宋達能就提出數點：增加校外人士、縮減管治和管理架構之規模和人數、增加民選學生和教職員的代表。

中大校董會在 2009 年提出第一份改組方案，但一直與學生會未能達成共識，當時未有落實任何改組方案。

其實，相比 2009 年方案，2016 年方案實在是小修小補，對於修改內容和理由，專責小組主席殷巧兒的解釋更是自相矛盾，實在難以令人認同方案的修改，以及接受整個方案成為最終的校董會改組定案。

新方案減少民選比例　自己監管自己

表面上，相比 2009 年方案，校內席位數目好像多了 2 席，由 9 人增加至 11 人，校內人士與校外人士的比例下降，由 1：1.9 下跌至 1：1.64。然而，在增加的席位中，書院院長和學院院長的代表雖由他們互選產生，但他們本身都是由校董會實質委任，並不是民選席位，因此校董會仍然可以透過委任或延任控制。

整體校董會席位而言，29 席中只有 4 席是民選席位（本科生、研究生、全職教學職員、全職非教學職員），而有 12 席是由校董會直接或間接實際委任，如校長、副校長的人選。校方說新方案要增加校外的監管監察，但反而增加了校董會委任議席。校董會權力之大，令球員、球證都是自己人，表面上是校外人士問責監管，實際上就是自己監管自己。

最佳的監管做法，應是由校友直接選出更多校友代表，進入校董會為大學未來提供更多意見和建議，亦可以加緊監察母校各方面計劃。

外國一流大學的校董會架構，不少席位都是由民選方式產生。如英國劍橋大學校董會，書院院長、教授、攝政院（Regent House）和學生席位，均是由投票選出。牛津大學校董會的教授席位，有 11 席更是由所屬學院之教員選出，民選成分極高。

然而，中大校董會卻走回頭路，未有增加民選席位之餘，新方案更是減少了民選比例，不符現時世界大學之改革潮流。

當年的進步方案　跟不上時代潮流

中大校董會改組由 2008 年討論至今，時已 8 載。可是當中經過多次政治風波，如劉遵義任校長時發生的「民女事件」，到港大陳文敏事件、多間大學校委會／校董會成員任命風波。今天的方案即使在早幾年屬非常進步和理想，落在現今時空，卻成為保守、為特首校監鞏固權力之部署。

當年我擔任學生會會長的時候，就曾與校方多次商討校董會改組安排。如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下，我可能已經完全接受這樣的方案。可是，今天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除非特首校監必然制取消，又或是全面取消校監委任議席，否則，我真的看不到什麼希望，可以推動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校董會方案。對我而言，最理想的狀況絕對是修改校監必然制，刪去校監和校董會委任的席位，增加民選的教職員、學生、校友和社會人士的席位，民選成份愈高愈好。

上星期六，我就跟一些校方人員談過。他們擔心如果全面取消監督委任席位，教育局就可能先行擱下《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修訂，不提交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作討論。如果教育局真的曾作出這樣的表態，確實是危害了院校自主。

我在此呼籲，校方和專責小組不應自行設限，應該以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為整個改組方案的最大依歸，不應向政權低頭或屈服。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做人如是，政治如是，校董會改組同樣如是。校董會改組應朝向民主化、減去特首任命成員的權力進發，否則只是停在原地，未能寸進。

2009 年與 2016 年方案比較

校內席位

校外席位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